台灣現代建築的發展史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而當時王大閎是自大陸來台灣，參與並帶領這一波建築歷史走向的關鍵建築師。

幾座矗立在台北市的建築，如國父紀念館、外交部、教育部、松山機場，曾是台北人辨識台北市的重要地標。王大閎不只設計這些帶「歷史主義」味道的建築；另外，基隆路三段的慶齡工業研究中心、濟南路的虹廬，或是中研院、台大校園裡的許多現代建築，如台大學生活動中心、化工館、地質館、化學研究中心、女生宿舍、生化研究所、農藝館等，都是他為時代留下的實驗性痕跡。
 
再現傳統

對中國傳統，王大閎有獨特的看法：「中國配置上的一進又一進，一間穿一間，很能滿足人們「神祕感」的需要。……中國的牆也很能發揮它的作用，像隔絕住宅與外界，增加了住宅裡的含蓄感」。就像今天走進國父紀念館仍然感受得到那份氛圍，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國父紀念館的建館始末的曲折故事。當時正值國共對抗，加上1964年對岸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導致國民黨不得不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68）相抗衡，因此有興建國父紀念館之議。王大閎在經過激烈競爭，獲得首獎，最初提出的樣式較為創新，有點類似中國官式烏紗帽，成八字形，入口在高點，可惜先總統似乎並不認同這樣的形式，幾經妥協後，國父紀念館比較接近傳統清式建築的歇山頂（四面有曲頂飛簷），但王大閎還是堅持入口主軸線的屋頂得往上翻揚，據說起初老總統還是有意見，最後王大閎說：「國父，發起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屋頂翻起象徵革命掀起的一角」，最終才因此拍板定案。

被遺忘的大師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不僅多樣且深刻，也熱愛文學、西方詩詞，更沒忘情音樂，這種多面向觸碰人生的生活實踐，在台灣建築界極其少見。他講話總是像他的建築般精簡而不囉嗦，他常講：「簡單卻不單調」，似乎回應了他鍾愛的德國建築師密斯的警語「少就是多」，而這需要多少經歷才能淬鍊出這一點道理啊！

《永恆的建築詩人──王大閎》一書中的主人王大閎，為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司法院長及駐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1881-1958）之獨子，與宋、蔣及孫家皆有深誼。1936年他考上英國劍橋大學的機械工程系，隔年轉建築系。1941年進哈佛大學隨葛羅培斯學習，班上同學有貝聿銘，並於1942年10月取得建築設計碩士學位，是全班第一名。

從王大閎的養成教育可以讀出，他是少數第一代華人經歷過「完整」養成的建築師，先是出身於中國上層社會的書香世家，體驗過北京、上海與蘇州的傳統建築空間，之後在人文歐洲浸淫多年，最後在美國又親炙第一代前衛現代建築師葛羅培斯(W. Gropius)，而他儘管未直接受教於密斯(Mies van der Rohe)，卻對密斯作品的簡約與具道家思想，極感興趣。這些背景讓他能夠自信、輕易地遊走在兩種文化之間，而這是台灣年輕的後輩建築師很難取得的養成經驗。

《永恆的建築詩人──王大閎》新書出版之際，一項「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建築展」也即將於11月17日起至12月9日在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南室展出,同時也舉行多場演講活動，可以讓民眾更進一步了解這位被遺忘的建築界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