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央敏

一九九○年代，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常出入桃園後火車站一帶，那時的延平路與大林路上開始出現一些店家，外觀迥異台灣的店鋪，也看不懂招牌上的文字，起初我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它們是來自南洋諸國的「外勞」所開的小店，愈來愈多家，種類也變得多樣，漸漸地不只市區有，鄉間人口較多的村莊也看得到。一到假日，許多公共場合如公園、廣場總是聚集一群又一群膚色較深的青年男女，在嘰哩咕嚕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

這種街頭景貌，也展現在台灣各地，他們之中，有的是從東南亞嫁做台灣媳婦的外籍新娘，更多是來台灣討生活的外來移工，人數之多據說已超過台灣原住民的總人口了，儼然已成為台灣「新住民」的另類族群。

這個新住民族群主要由越南、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移工構成，由於來自不同國家，講著不同語言，一旦處在同一工廠工作時，早先常因細故而生衝突，嚴重時甚至彷彿二、三百年前的「閩客械鬥」與「漳泉拚」又重現台灣，比如發生在一九九九年九月間的一個休假日的夜晚，某家大公司的一名泰籍勞工在打公共電話時，與一名久候不耐的菲律賓勞工發生磨擦而被毆。

於是泰國勞工不甘受到欺負，便糾眾向菲律賓勞工討回公道，結果原本只是兩人的口角與互毆，竟因同胞相挺與異族相輕而演變成幾近五千人的異族鬥毆。雙方棍石對幹，甚至有泰勞還拋擲汽油彈，最後政府動用大批武裝警察與霹靂小組將雙方隔離並強制逮捕，用十幾部大型遊覽車載走手持棍棒的滋事外勞才平息這場「泰菲械鬥」。

這個泰菲械鬥的潛在原因是階級怨憤，由於菲籍外勞的學經歷較優，比較有機會擔任「工頭」（領班），泰籍外勞不滿菲籍工頭在分配工作時，總是偏袒自己人，而把較勞苦的事務分給泰勞，因而怨懣積累在心，直到導致爭端的「打電話事件」才讓積怨總爆發。細究這個引信，其實就是煎熬異鄉人的鄉愁，這些外來移工，無論來自哪一國，都同樣會想念家鄉、想念親人，而排解鄉愁的最好方法就是打電話，在那個手機又貴又不普及的年代，對一個去國離鄉的出外人來說，就只能購買一疊電話卡，或準備一口袋的硬幣，在公共電話機前訴說滿腹鄉愁。

大約二○○五年前後的兩三年間，亦即我退休後的前幾年，有較多時間四處走踏，在市井、在鄉野遊逛，接觸與認識許多民間大眾，那時我感受到台灣人似乎普遍對社會上多了這群來自異國的基層勞工並無好感，比如覺得他們把原本清淨的公共場所弄得吵雜不堪；常聚在公園烤肉作樂，結束時沒收拾垃圾就一走了之；在同一段期間，不少人都經歷遺失腳踏車的經驗，人們咸以為是外勞偷去代步或變賣；就連喜歡在野生池塘從事釣魚休閒的釣客也埋怨，說有外勞仔會趁夜黑無人來牽罟網魚，大小通吃，害他們的釣竿經常「摃龜」，斵損了釣魚的樂趣……這些傳言與怨言，也曾經是我所目睹和我的親歷，使我有一陣子對外勞的觀感也不佳。

不過近幾年，情形已改觀，我覺得他們的性情變得溫和，當我在溪邊公園散步，走近他們的群聚時，他們有時也會主動打招呼或以笑臉迎人，看他們之間相處得很融洽，也不再聽說異族移工間有爭風打架的情事，休假日看他們三五一群，八九一聚，散落在公園部分角落，有的閒聊，有的唱著家鄉的歌，不再讓人覺得喧譁。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的外勞政策有了大改善，當局管理得當，台灣人也接納了他們，所以外來移工已被台灣這個族群熔爐的氣氛所陶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