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唐詩到了杜甫，有了不同轉折。前面的方向是將人從日常生活裡拉出來，現在卻證明了詩可以生活，不卑下、不瑣碎、不庸俗，可以捕捉、反映生活中的深刻感人之處。杜甫開拓了好幾條詩的新道路。

杜甫寫〈兵車行〉、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基於自己在戰亂中的經驗；到了張籍，就將這樣的生活感懷予以擴大。張籍之後，就到了元稹和白居易。杜甫寫出了完全不同於李白他們那個時代的詩作，但他主觀上從來沒有要超越李白、取代李白那一輩的意識。到了元、白，他們繼承了杜甫開啟的這種新詩風，發起和前代劃清界線的一個運動。同時他們也承接了張籍那樣的精神，認為詩要寫的、能寫的，不只是詩人自身的感受情懷，還應該包納他人的痛苦，為他人發言、表達。

元稹、白居易所代表的中唐「社會詩」，是自覺地要改變詩和詩人的定義。最具代表的文獻，是白居易寫給元稹的信〈與元九書〉，信的內容就是在討論文學究竟是什麼，文學究竟要做什麼？

一開頭說：「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詩像植物般，以感情為根，以語言為苗，以聲音為花，以意義為果，完全依循著能夠觸動人心的基本法則。基於此，白居易接著檢討了唐興兩百年間詩的狀況。詩人很多，多到數不清，而最厲害的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是奇才，寫的詩沒有人趕得上，但是若以詩的根本原理來評斷，李白作品中真正有意義的不到十分之一。在這點上，杜甫就不一樣，他的詩不是遊戲，不為華麗好看，而是真正能完整發揮「情」、「言」、「聲」、「義」各自作用的，杜甫的詩「可傳者千餘首」。

這是很明顯的「抑李揚杜」，表現出他們的根本價值信念。詩是嚴肅的，而且詩要有目的、有作用，不要再學李白那樣率性寫詩，依憑天分才氣、也外露天分才氣來寫詩，而是應該像杜甫那樣，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寫詩。元稹和白居易寫了大量的作品來示範、宣揚這種詩要為群體、為社會服務的理念。

詩要能以其意義感動人、感化社會，進而改變社會，因而詩的題材和體裁也必須改變。詩是工具，要影響讀詩的人，所以詩要盡量讓最多的人讀得懂，可以由此受影響。這項主張其實是違背杜甫的美學信念，杜甫很在意詩的格律，也很擅長創造內蘊深藏的對仗或特殊的聲音效果。

元、白的詩，以杜甫的標準來看，是很隨便、很草率的。不是他們沒有能力細緻琢磨，而是他們故意要寫得「老嫗能解」。他們用這種方式改革詩，再以新風格的詩來進行社會改革，這是中唐詩的一大潮流。（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7》，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