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莉莉

想起洛杉磯，就想起我一生中最接近藝術的歲月。回想那段求學時光，搭便車成了一種日常。

在公路密織且大眾運輸匱乏的洛杉磯，不習慣開快車的我，高速公路遂成為結界。我只開一般公路上學和買菜，到不了遠方。

遇到校外參觀課，便與公車族的同學小星結伴搭便車。小星的膚色宛如白雪公主，她來自冰天雪地的山形縣，令我想到日劇《阿信》的故鄉。礙於日語發音的關係，小星很安靜，總是一逕微笑，經常是我說，她點頭。要不就是我寫中文「冬粉」，她寫漢字「春雨」，確定彼此說的是同一種物事。

珍妮是在美國長大的韓裔女孩，我和小星經常搭她的便車，她似乎不在意已婚的我們比她老，喜歡與我們聊天。珍妮打算從家裡搬出來與男友同住，我直覺地問：「妳媽怎麼說？」她瞪大眼睛說：「為什麼要管我媽怎麼說？」（Why would I care what my mom thinks?）我的老派，無所遁形。

愛爾蘭裔的同學肯尼，從紐約來好萊塢打天下，除了上美術研究所，平日是個臨時演員，散發著一種混合神經質與表演欲的氣息。我和小星搭他的車到洛杉磯美術館上課，他興奮地說，最近和湯姆克魯斯演同一部電影。肯尼口中的湯姆，會主動向他打招呼問好，絲毫沒有巨星的架子。記得那部片子是《夜訪吸血鬼》，肯尼蒼白瘦削的臉，還真的不大需要化妝。

遇到肯尼軋戲，我們便改搭上海同學老張的便車。老張是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費勁來到洛杉磯，打工過活。他繪畫底子頗強，但一身病痛，經常開一陣子車，就必須點眼藥水。高速公路行駛中那簡直像是特技表演，現在回想起來，年輕的我怎麼不覺得很危險？

有一回，搭美國女孩卡蘿的車，到教授海邊的工作室上創作課。卡蘿和我共用研究生畫室，她身形嬌小，經常用貨車載一袋袋的水泥，以獨輪車搬運，再把水泥攪拌成雕塑作品的原料。卡蘿看見拿著畫筆坐在畫架前的我一臉驚訝地望著忙進忙出的她，便說：「身高和我一樣的男生，再重的東西不也都是自己扛？」（Guys my height all carry their own stuff, no matter how heavy, so why wouldn't I?）卡蘿是我女性主義的啟蒙者，從此在我的腦海裡標誌了一座獨立性的界碑，提醒我面對性別的真平等。

某次，討論課的議題是身體藝術，瑪麗邀師生到她家看她的作品並進行討論。她一面開車，一面告訴我，男友若嫌她菜煮得不好吃，她絕不隱忍，拒絕被馴化。當我說起正被催促生第二個小孩時，她正色望向我：「身體是妳的，只有妳自己有權決定。妳大可問她們：為什麼妳不生個孩子給我？」（Your body, your choice. You should ask them, why don't you have a baby for me?）瑪麗永遠不知道，她啟動了我的女性自主意識，影響我後來的人生決定。我恍然明白，在人生劇本中，不要輕易刪除身為主角的自己。

研究生第二年，我擔任版畫助教，課後必須整理器材。海倫常幫我收拾教室，偶爾載我一程。她是個豪爽的中學美術老師，言談時常提及女友，從不避諱自己是個女同。有時，為我解說對女性不友善的英文俚語，提醒我不要被欺負，讓我感受到同志細膩溫暖的一面。使我懂得，沒有人應該被貼標籤，沒有人的權利可以被剝奪。

倏忽返台二十多年，昔日同學早已消失人海不復尋。洛杉磯的日子，就像時間的斷層，積澱許多遙遠而模糊的故事。由於搭便車，多了與不同文化的藝術家交談的機會，我學會用不同角度看人看事，意識到人生沒有標準答案，社會的主流觀感並非唯一量度。那是縈繞我心底的座標，使得後來的我，想起這段解構又重組的時光，仍然能感受到血液某處隱隱的跳動，如此長久，如此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