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縱觀中國歷史，那些打下江山的皇帝，一旦國家傳到子孫手中，往往會發生禍亂。推究其原因，會因參與討論者的身分和地位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和答案，自然也存在差異。如在初唐朝廷重臣房玄齡來看，認為是因為幼主生長在深宮，從小過著富貴生活，對民間之事缺乏了解，也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而在唐太宗李世民看來，則是在那些功臣的子弟們大多無才無德，是靠祖父、父親建立的功勛而做上大官，他們不懂得修身養性，只知道奢侈放縱。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旦國家發生動亂，自然不能匡正與扶持，禍亂就這樣產生了。

以上是唐太宗與他的大臣探討國家治與亂的對話，記錄在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導致國家動亂的最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

唐太宗、房玄齡所見都是片面，如果綜合這些答案，或許會更全面：除去制度因素，幼主缺少歷練及應對能力，加之朝廷中太多無才無德，僅靠世襲而做上大官的臣子，才是導致國家禍亂的產生。

但看朝代興衰史，唐代貞觀年間那些被史家公認是「明君」和「賢臣」的眼裡，都有所偏頗嗎？未必，更有可能是他們各有各的立場與看問題的角度，所以，目光僅落在某一方面，忽略或有意無視另一個層面：幼主登基，臣下或外部的勢力乘機顛覆政權，是中國社會的常態；幼主能力不足，也是造成這一現象的病根。像唐太宗般聰明的人主，似乎是有意忽略這一點，把責任推給了臣下。

對房玄齡們（指當時與房玄齡持同樣觀點的賢臣們）來說，不太願意承認這樣的說法。可是唐太宗都這麼說了，還舉出隋煬帝時代，因念及宇文述在當晉王時的功勞，把他的兒子宇文化及提升為高官，使其居於顯位，最終宇文化及叛逆弒君，以此事件作為追究責任在臣的依據，這些賢臣們還能怎麼說呢？

另一大臣岑文本換個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君子才能感恩戴德，楊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也因此，古人看重君子而鄙視小人。一聽這話，似乎肯定了國家動亂之責在臣下的觀點，也讓唐太宗的心結舒展開了。

然仔細推敲，岑文本的「小人之說」，是典型的「和稀泥」。它回避了國家動亂的責任在誰；岑文本之類的臣子們，恐怕除此而外沒有更好的回答了，因為，在封建社會中，哪個臣子敢跟皇帝提出反對意見？尤其是關係到制度的根本缺陷上，即便是魏徵等所謂的「諍臣」也不敢。或者說，他們冒死進諫的，只能是為漏雨的大廈指出漏洞在哪裡，進而可以讓哪一大家子人繼續住在裡面，絕不可能建議將大廈拆掉重建，讓其他人也住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