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人物26 異鄉人卡繆 作品瘟疫熱銷 再現存在新價值

楊慧莉 |202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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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慧莉
後疫情時代,人類行動不再自如,居家時間變多了,閱讀人口回流,帶動書市買氣。其中,一本極具預言及啟示意義的著作洛陽紙貴,在英國、義大利、日本等國大賣;閱讀當下,創作者的思想和人文精神躍然紙上,鼓舞著深受疫情影響的全球人。作品叫「瘟疫」,作者是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生命軌跡
工人之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出生於法國屬地阿爾及利亞;不到一歲時,一次大戰爆發,原本在葡萄園當領班的父親,戰死沙場;由西班牙裔的母親擔任清潔婦,獨力將他與哥哥撫養長大。

童年時,卡繆母親帶著他與哥哥,住在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區一間兩房公寓,同住者尚有卡繆的外祖母和半身不遂的叔叔。首部散文集結作品對早年的居住環境和三位長輩多所刻畫;第二部作品以抒情的方式,深刻描繪了阿爾及利亞的鄉村風光,把大自然的美變成一種豐富資財,即便窮人也能免費坐擁。這兩部作品對比呈現了脆弱有限的肉身與持久的外在世界。

受到兩位恩師提攜

進入小學就讀的卡繆,幸運的遇到一位優秀的好老師「杰曼」(Louis Germain)。杰曼發現卡繆在文學上頗有天分,幫他申請到上中學的獎學金。這段知遇之恩讓他在多年後上台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發表感言時,特別致意。

除了文學天分,卡繆對足球、游泳、拳擊等運動也興致盎然。不過,十七歲時,他染上結核病,不僅中斷了運動發展,同時輟學。養病期間,他大量閱讀,包括法國經典名著和當時流行作家的作品,奠定深厚文學基礎。

由於結核病會傳染,卡繆搬離住了十五年的公寓,去跟當屠夫的叔叔小住了一段時間。此時,他遇到另一位恩師「格雷尼爾」(Jean Grenier)——一位哲學老師。在格雷尼爾的影響下,他轉向哲學,特別對希臘哲學和尼采等人的哲學感到興趣。之後,他決定自己住,靠著半工半讀養活自己。

二十歲時,卡繆進阿爾及利亞大學念哲學系。在拿到高等教育文憑後,卡繆本想任教於大學,但在準備任教資格考試時,再度染上結核病,教育之路於是被迫中斷。為了重拾健康,他前往法國阿爾卑斯山度假區休養。這是他首次造訪歐洲。最後,他經由佛羅倫斯、日內瓦等都市,返回阿爾及利亞。

在左派立場中幻滅

由於接觸當時正夯的社會主義思想,卡繆年輕時,曾是阿爾及利亞重要的左派知識分子,一度還是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員。此外,他幫一家勞工劇場,創作和演出劇本,希望能將自己的優秀創作搬演給勞工階級們觀賞。他對戲劇的熱情至死方休,即便他的劇作是他的文學創作類型中較不受青睞的,除了《交錯目的》和《卡里古拉》是荒謬劇場的標的作品。

二次大戰爆發前兩年,卡繆在《共和阿爾及利亞報》身兼多職,集記者、編撰、書評等於一身。他評論法國哲學家沙特早期文學作品,還寫了一系列分析社會狀況的重要報導,間接促成一九五四年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爆發。卡繆是站在人道的立場發抒己見,並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他深知阿爾及利亞需要法國的幫助,但他也無法坐視屬地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

在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的最後幾年,卡繆以擔任記者為榮;他非常喜歡這個職務所發揮的影響力。他在《巴黎人戰鬥日報》當編輯時,是獨立的左派立場,懷抱著正義和真理的理想,相信所有的政治行動都該有紮實的道德基礎。不過,他後來發現不管立場偏左還是偏右,都只是權宜之計。在漸漸幻滅中,他於一九四七年脫離《巴黎人戰鬥日報》。

第二年輕文學得主

儘管對政治幻滅,但卡繆此時已是文壇上的領先人物。他於一九四二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異鄉人》是一部探討二十世紀「疏離」議題的重要著作。作品描繪了主角的荒謬遭遇——他最後被判死刑,不是因為射殺了一個阿拉伯人,而是因為他忠於自己的感受,拒絕入境隨俗。同年,他還出版了深具影響力的哲學作品《薛西佛斯的神話》——以高度的同情心分析了當代的虛無主義和荒謬感,並已在尋求克服虛無的方法。

卡繆的下一部小說《瘟疫》於一九四七年出版,以象徵性的手法記錄奧蘭市民對抗疫情的故事,幾位關鍵性的人物適時發揮作用,但重點不在他們戰勝疫情,而在他們對人性尊嚴和互助友愛的堅持。

此時,卡繆的思想已走出先前的「人生荒謬」概念,轉向道德和形而上的「反叛」,於他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長篇散文作品《反抗者》中充分表述,結果引發馬克斯主義批評家,以及沙特等新馬克斯主義理論家的駁斥。

繼《瘟疫》後,卡繆又出版小說《墮落》、短篇小說集《流放與王國》等重要作品。一九五七年,他以四十四歲之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第二年輕的得主。但不到三年後,他在一場車禍中身亡,享年四十六歲。

精神遺產
從虛無到存在 體現人文價值


去年,卡繆逝世六十周年,適逢新冠疫情延燒,其深具時代象徵意義的作品《瘟疫》再放光芒,成為新時代救贖。

小說透過主角李厄醫師(Doctor Rieux)的眼睛,帶領讀者走訪一個疫情災難爆發現場——奧蘭市。一開始,小說即展現一種看似常態卻詭異性的氛圍。「奧蘭市是一個普通都市,居民過著以錢為中心的忙碌生活,他們很少注意到自己有真的活著。」卡繆這樣寫著。接著,在沉穩的生活步調中,災難發生了。先是李厄醫師看到了第一隻死老鼠,隨後一隻隻出現,不久數千隻離奇死亡的老鼠傾巢而出,遍布整座城市,這些老鼠都是在鼻孔流血後身亡。居民一開始抱怨當局清除死老鼠的行動不夠快。當老鼠清除,市民鬆了一口氣,唯獨李厄醫師,他覺得事情應該還沒結束——他讀過許多瘟疫結構和由動物傳染給人的相關報導,明白疫情在進行中。果不其然,奧蘭市爆發疫情,不僅演變成人傳人,還很快的讓恐慌和災情蔓延到每條街。

天真的奧蘭市民

為了寫這本警世意味濃厚的小說,卡繆研究人類的瘟疫史,從十四世紀爆發於歐洲奪去五千萬條人命的黑死病到十八、九世紀於中國東部沿岸城市爆發的疫情。出版小說的當年,他曾透露自己很想了解瘟疫對人類的意義,「這種議題可能聽似奇怪,但我覺得很自然。」

卡繆之所以投入此議題,是因為在他的哲學思想裡,我們都身處一種蔓延、無聲無影的疫情中,它隨時可奪去性命,摧毀我們自以為堅若磐石的生活。對卡繆而言,人類的疫情可不只有「讓人染病」的一種;在他這本深具隱喻性的故事裡,可能還包括當時占領法國的納粹毒瘤。他將人類置身於疫情中,是要凸顯生命本身「荒謬」的處境。奧蘭市民在疫情爆發前,天真的以為自己將永垂不朽,於是出現了許多卡繆所厭惡的行為:鐵石心腸、沉迷於身分地位、拒絕喜樂和感恩、老愛說教和論斷。奧蘭市民以為瘟疫不屬於自己的世代,他們只有電話、大眾捷運系統、飛機、報紙等文明物,不可能像過去那些可憐的老祖宗死於疫情,誠如小說中一個角色所言,「怎麼可能發生瘟疫?大家都知道它已在西方世界中銷聲匿跡了。」瘟疫一來,居民命在旦夕,也讓人類所追求的一切顯得毫無意義。不過,奧蘭市民否認了他們的命運;就算四分之一的市民性命垂危,其他人還在想像自己可以逃過一劫。

善盡職責是救贖

卡繆創造《瘟疫》,並非要讀者恐慌,因為恐慌的情緒只是對危境的一時反應,以為早晚終將安全脫困,但危境可能才是生命的實相。奧蘭市民就像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居民,他們不相信疫情會發生,也以為噩夢終將過去,可以再度回歸正常生活,繼續做生意、旅遊、發表高見。

小說進入高潮,當一天有五百人命危時,書中的神父在布道時,將瘟疫視為上帝對墮落人類的懲罰,但這卻是李厄醫師所厭惡的說法——它代表宇宙有道德和設計可循。當李厄看到一個無辜的小孩在他的醫院離世,他知道痛苦是隨機分配的,沒有道理,本身就是荒謬的,但這卻是一個人對死去之人最慈悲的看法。

李厄沒日沒夜的救治病患,對抗死亡,想辦法減少周遭人的痛苦,但他不是聖人,誠如卡繆在書中所寫,「整件事非關英雄主義,而是關於得體;或許聽來荒誕,但對抗疫情的唯一方法就是得體。」當小說中有個角色問李厄何謂「得體」時,醫師的回答是,「對我而言,就是善盡職責。」

遭到瘟疫攻擊的奧蘭市,在歷經一年多的災情後,苦難終於結束,居民回歸正常生活。當市民大聲歡呼時,李厄知道疫情只是暫時平息,未來還會在其他志得意滿的都市裡捲土重來。

荒謬中愛是解答

對照後疫情時代人類的今日處境,小說《瘟疫》有如一個警世預言。但創作者的偉大之處,不在於鐵口直斷,而是正確捕捉到人性,提醒我們生命本質的荒謬和脆弱性,甚至藉由小說中一個角色之口道出人類共同的處境:「每個人生命裡頭都有個瘟疫,這世上還沒有誰可以免疫。」

作為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卡繆不僅為他的世代發聲,其作品影響力歷久彌新,持續對我們的世代說話。他的思想,從消極的「虛無」到積極的「存在」;他理解同時代人抱持虛無主義的想法,但他也主張要捍衛真理、中庸和公義的價值。

在其最後幾部作品中,卡繆描繪了一個自由人文主義者的樣貌。此時,他仍正視人類生存的荒謬處境及反叛的必要性,但他轉而強調人類對愛的需求,而此需求要在投入社群和自然中落實,就如同《瘟疫》的主角李厄醫師那樣,他欣賞舞蹈、愛、大自然,常沉醉於花朵的芳香、夕陽的顏色中——正是這些美好事物讓他即使面對恐怖的疫情,也願意好好活下去。

自始至終,卡繆都是一位思想獨立,追求自由,忠於良知,堅持人道主義者;他不隸屬於任何陷入各種意識形態的派系和團體,也徹底成了其筆下的「異鄉人」(The Outsider,也可譯成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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