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萊．博曼、喬斯夫．費爾特、雅各．夏皮羅、維斯托．麥坎迪爾

假如我們心中所勾勒的反叛運動是《悲慘世界》、俄國革命或是切．格瓦拉騎著摩托車在拉美山區馳騁的畫面，那麼我們會認為貧困人民因其長久對政府的不滿、以及顛覆政府後的未來願景，驅使他們支持叛軍。當然，貧困人民處於社會中脆弱的位置，因此當政治暴力引爆時，他們的生活將深受波折，正如同在自然災害、經濟危機或動盪競爭的非對稱衝突環境中輕易粉碎。因此，他們或許難以支持暴力性的叛軍團體。兩相權衡，貧窮人民較可能支持叛軍嗎？

收入高低與支持度

我們從六千名巴基斯坦公民所做的代理實驗中，得到相反的結果，貧窮人民厭惡武裝分子的程度遠勝過中產階級族群。甚至貧窮的巴基斯坦人民對武裝人員的反感約高於中產階級二十三倍。即便在潛在干擾因素（如性別、教育程度等）的廣泛控制下，甚至在武裝團體訴求截然不同的政策狀況下，仍舊得到相同成果。當團隊分離出不同區域的結果時，都市貧窮人口對武裝分子的反感最為劇烈：都市低收入人口與高收入人口對叛軍分子的支持度差異為鄉村人口的二十倍。

在近期的伊拉克研究調查裡，我們依舊觀察到相似的模式。調查顯示，貧困人口對未來發展的預期，和富裕人口相比，更與短期內的暴力波動呈現正相關。此外，我們於阿富汗叛亂核心地點進行的二千七百五十四名男性調查，同樣顯示收入與對塔利班的支持呈現微弱的正相關。

很顯然的，非對稱衝突區域的貧困人民較難將武裝分子視為解決自身不滿的答案，甚至可能將對方視為威脅與生活崩壞的原因。儘管此研究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但是我們仍舊無法得知，暴露在暴力情境中所造成的支持度降低現象是直接或非直接的影響。

所謂的直接影響意味著貧困人民在暴露於暴力的直接影響下，失去收入或個人安全，因此，產生反感（此關係即便微小但仍屬直接性：研究顯示貧困人口普遍對政治較為冷感，對政治人物普遍不滿，因此或許該族群對叛軍的政治活動較不感興趣，而富裕人口的相關政治參與度較高）。而非直接影響意味著心理影響，假使人們視自己為貧困階級，並認為叛軍暴力置貧困人口於不顧，因而對對方產生反感。

相對剝奪感是關鍵？

判定反感因素為直接或非直接影響有其重要性，因為假使兩者間的關聯為非直接性，代表反感主因來自心理因素而不是直接的經驗，那或有可能透過感知操縱而有所變化。不管是心理學或經濟學文獻都顯示個人對自身經濟的感知主要取決於對應目標，特別是與他人的比較，以及經濟地位的絕對位置。

儘管對衝突研究學者而言，相對剝奪感的假設論點相當具有影響力，但一直在二○一二年以前，衝突研究學界從未進行過大規模調查實驗，以衡量對武裝組織的支持意向。

傑克與其團隊透過大規模面對面調查研究，測試相對剝奪感論述，執行地點為巴基斯坦四個省分的近一萬六千名受訪者，以及偏遠、自治的區域聯邦直轄部落地區。團隊運用代理實驗技巧進行調查。

此實驗關鍵在於操控受訪者對自己的相對地位的認知—貧窮或非貧窮、居住於動盪地區或非動盪地區。關於貧窮，調查員讓受訪者觀看六種收入分布區間，再詢問對方，「你家中每月收入總額約落在哪個區間？」其中一項收入分布量表對最低收入的範圍定義較為寬廣，約有百分之三十九點三的受訪者都會被歸類於最貧窮類別；而另一分布量表對最低收入的範圍定義較為狹窄，僅有百分之四點四的受訪者會被歸類於最貧窮類別。研究設計讓大規模相似收入的受訪者被分別定義為「相對貧窮」以及「相對富有」。由於收入分布量表為隨機配對，因此研究可實驗當受訪者被他者定義為相對貧窮時，所表現出的感知差異（由於隨機化配對量表，因此其他干擾因素已排除）。

為檢視較為動盪的巴基斯坦區域（公民的相對剝奪感往往較深），團隊設計了一系列與當代巴基斯坦挑戰有關的問題。他們提及近年來的洪水、油價以及經濟問題。問題必須包含一則與其他南亞國家的比較，同樣地，此比較有著兩種版本。第一個版本為，「平均而言，巴基斯坦比孟加拉遭遇較多的極端分子恐攻」。另一個版本則為，「平均而言，巴基斯坦比阿富汗遭遇較少的極端分子恐攻」。此調查與相對貧窮干預實驗一樣，創造兩個隨機的族群，其中一個族群被告知所屬國家比鄰國動盪，另一族群則被告知相反的陳述。

團隊檢視當受訪者對自身貧困狀況感知有所變化時，對叛軍的反感是否也有所增長？答案是肯定的。在「相對富裕」的階層裡，代理實驗無法改變人們對叛軍的支持程度；然而在「相對貧窮」的階層裡，代理實驗降低人們對叛軍的支持度近百分之五點二。在此，我們的證據確實證實貧困與反對武裝組織之間呈現正相關的其中一項原因，源自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心理。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關鍵戰數：當代衝突的資訊革命，大數據分析如何左右戰局》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