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貞觀元年（627），唐太宗與他的臣子們有過一番對話，是圍繞君臣關係展開的。唐太宗對臣子們表示，君與臣應該是魚水關係，他雖然不能算是明君，但很幸運的是，有一班臣子的匡正與補救。諫議大夫王珪回答，古代聖明的君主必定要設諍臣七人，說的話如果不被接受，即一個接一個死諫。因陛下廣開言路，採納忠言，所以，我們這些做臣子的都願意把愚見說出來。唐太宗誇獎他說得好，下詔規定今後宰相入宮商量處理國家大事，必須讓諫官跟著進來，聽一聽如何處理，有話敞開說，皇上一定虛心採納。

這是記錄在唐人吳兢《貞觀政要．卷二．論求諫》中的一件事。它反映的是唐太宗從他執政之初，就建立了「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的制度。這項制度的建立，強化了諫官的職能，也讓最高決策層可以避免因為獨斷專行，犯下錯誤。

在封建社會，皇帝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國家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人之手。就整個國家的行政機搆來說，與皇帝最為接近，並對於國家的大政方針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宰相。不過，僅乎皇帝與宰相二人商議，很有可能因為知識、視野、能力等所限，當碰到某些極為複雜或棘手的問題，做出的決議不能得到及時的匡正，而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而讓諫官（亦即諫議大夫等人）介入國家的重大決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這樣的決策風險。

唐太宗以善於納諫聞名後世。善於納諫，一方面需要對「諫議」的價值有深刻的認識，主觀上能夠敞開心胸，包容各種意見，尤其與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不同的建議，是服從真理而不是服從權力。另一方面，建立科學的制度，對於臣子進諫、皇帝納諫予以規範和保證，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虛心納諫、察納雅言成為貞觀年間的政治常態，唐太宗也因此把中國社會推向新高度，贏得了「明君」的美譽，他的王朝則被譽為「盛唐」。

做臣子的委實應該對皇帝盡忠，甚至不惜死諫，這是就封建社會來說；但是，建立「諫官隨入」一類的制度，讓臣子可以進諫卻無需冒生命危險，是不是更好？人們可以在更為放鬆的心理狀態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這樣的制度安排，其意義不可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