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煒智

1965年10月隆重推出公映的《西施》，如今已經整整55年。電影宏大的製片格局深深撼動整個台灣電影產業，無疑是一次「影壇總動員」的超級任務。整部電影透露出濃濃的東方美感與哲學思惟，歷史考證與創作者恣意發揮的金纖玉屑，與好萊塢的場面展覽區隔出另一種氣派、另一種韻味。

《西施》當年由李翰祥導演「國聯影業」和台灣省政府旗下「台灣電影製片廠」聯合攝製，一九六五年十月隆重推出公映，如今已經整整五十五年。電影宏大的製片格局深深撼動整個台灣電影產業，從籌備到攝製，從上映再到海外參展、國際發行的歷程，更無疑是一次「影壇總動員」的超級任務。

它的電影故事整合了劇作家姚克《西施》和曹禺《膽劍篇》兩部敘事重點和歷史觀點全然不同的話劇；同時又要在「生聚教訓，雪恥復國」的政宣主軸，還有李翰祥導演自身最在行也最著迷的「江山」、「家國」、「美人」母題中取得平衡，無論是實體製作或深層的美學意識與哲思，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推向巔峰的關鍵

事實上，《西施》的製片規模，連攝製團隊也幾難駕御，直接迫使一九六○年代初期台灣喊出「國片起飛」口號之際，轉絞出產業自身之動能，方始能面對《西施》一片所帶動起的全面效應。

全片五十餘堂大小布景，不敢說「絕後」，但誠屬「空前」。光是它的內搭景，就占去台製廠位於台北植物園內一大一小兩座廠棚，還得租用中影的士林片廠；翻閱舊時紀錄，姑蘇台搭在中影，館娃宮建在台製廠，馬廄在這裡，走廊在那裡，東一處西一處，全靠事前的縝密籌畫，以及事後的仔細剪輯，才能順成整部巨片。

《西施》於一九六四年夏天開拍，一年工作期之後，來到一九六五年的盛夏，終於要拍攝全片最大的場面，也就是湖濱禹王廟的外景戲。電影由如今已經失傳的戰爭序幕開場，片頭字幕後即是浪淘殘血，屍橫遍野，句踐戰敗退守禹王廟，等待夫差抵達水岸碼頭，他將率領群臣向夫差投降。

同一時候，在廟前長階、階前石橋、水岸碼頭、湖濱沙地，視線所及，寸寸是戲。有農人家中良田全被惡兵火焚殆盡，狼狽趕至，嘶啞問天；又見孤女哀撫父屍，嚎啕大哭，夫差的前導護衛正在吆喝趕人，亂中衝出白衣女子護住少女，軍士厲問：「你是什麼人？」白衣女子朗聲昂首：「同是越國人！」她就是西施。

濃濃東方美感思惟

李翰祥導演以往的古典宮闈巨片，除了片廠內搭景，最多就是到日本拍攝戰爭場面，此次是他試圖駕馭好萊塢格局的電影規模。黃池大會、馬車征戰，對照鏗鏘有力的館娃宮內景賜死伍子胥，或風流倜儻的響屧廊舞踊，都是國寶級的光影珍品，在北海岸白沙灣搭建的禹王廟一景，更是將《西施》推向巔峰的關鍵。

記得電影演到句踐除冠、投降，吳王夫差出言譏刺，氣極，拂袖而去，他一聲「擺駕」，整個沙灘上幾千人次的臨時演員，全部一起動作。旌旗翻飛、宮女、武士，列隊排成，帆船緩緩駛近……在無比精準的籌備、排練，和高妙的場面調度之下，從夫差的特寫跳接到沙灘大全景，巨幅銀幕裡的畫面就像長了翅膀似地撲撲騰起。

還有句踐在吳國牧馬三年終於獲釋返國的高潮戲——先是鏡頭仰拍守在禹王廟裡等候消息的百姓，聞訊狂喜由長階奔下，接著人群瞬間填滿幾座石橋。畫面一切，山村裡，瀑布下（當時在烏來取的景），鄭旦蹬石高呼姐妹，西施扔下手中洗到一半的紗，帶著村裡的少女也紛紛奔來。

於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一齊湧向水岸碼頭。句踐一身白衣，立在船頭，遠望臣民百姓踏水而來，他捨舟登岸，罪人身分的白袍恰成視覺焦點，左右兩路旗隊湊近，衛士齊步迎前，民眾在水裡、沙裡揮手歡呼，八九條不同方向的動線，全部匯集到白袍句踐的一小點。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等精準的執行，不過只是拾人牙慧，模仿好萊塢而已。然而畫面透露出濃濃的東方美感與哲學思惟，歷史考證與創作者恣意發揮的金纖玉屑，又與好萊塢的場面展覽區隔出另一種氣派、另一種韻味。

特別是從巨幅的歷史圖像，與人群裡西施、鄭旦之特寫鏡頭交相編織，史實與傳說在這個時刻巧妙匯流在一起，構成了李翰祥式的古典電影，也滋養了兩三個世代的華人觀眾，在欣賞、想像，甚至信仰自己文化裡的古典美感時，最具體也最厚實的品味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