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主計處日昨公布「二○○六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家庭年收入最高的約為一百八十九萬元，收入增加百分之一點七，最低的約為二十五萬元，收入增加百分之一點六，兩者的原始差距高達七點四五倍，是二○○三年以來最大，不過，透過移轉與福利支出的「所得重分配」機制調整後，差距則降為六點零一倍，為六年來新低。

無論所得差距倍數是怎麼計算，必須正視的是貧富差距可能隱含累積性、滾動性及多重性的發展後果，因此要深究差距形成原因、事實及結構所造成的影響。

首先，低所得家庭收入增加的原因有二，一為老農、低收入津貼，及災害急難救助、各項社會保險補助等，藉由租稅及挹注兩千五百億元的福利支出後，雖有馬上增加經濟弱勢家庭收入的效果，不過，一體適用的發放原則，及較低金額的給付原則，充其量只是上移收入最低標線，修飾、美化貧富差距數字，無助貧窮問題的解套。

二是因工作機會增多，得以就業，這雖讓勞動階級所得略有提高，但這些工作性質是屬不穩定型態，還是隨時會陷入經濟窘境。

因此，這兩項原因都有發展的限制，而且在對比之下，更凸顯偏重財產所得、營業所得、移轉所得，而非是薪資所得的富者，財富劇增的程度。

其次，看待貧富差距的倍數，還是要回到生活的真實運作。最高所得家庭與最低所得，雖然原始收入均有增加，但增加幅度及增加後的實質效益，卻是截然不同，就物價水準和生活型態而言，中低收入抑或一般家庭，捉襟見肘甚至寅吃卯糧的情形，已屢見不鮮，而產生中低收入的「舊貧」、接近標準的「近貧」，及深感所得不穩定和經濟不安全的「新貧」等現象，這可能使台灣的M型社會，從高狹峰朝向低闊峰分布。

因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是事實，強化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不可逆轉性，特別是貧富差距隱含的構造影響，使富裕與貧困成為「世襲」，可能讓相對剝奪感，成為對立的衝突引爆點，因為台灣近十多年來中、低所得的八成人口，平均所得占社會總所得的比例不斷下降，已預伏了發生脫序與迷亂現象的警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