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聶華苓

他待人不是根據世俗的原則。在他心目中，最高貴的人是有「人」性的人──有「人」的自尊心，「人」的愛和憎。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來訪的客人多半是他的學生；夏道平和劉世超有時在傍晚從和平東路散步到松江路來看他。他不一定請客入室，有的朋友連大門也沒進，只是靠著野草蔓生的木門，三言兩語，一陣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園子裡，看他將平日存下來的臭罐頭、酸牛奶、爛水果皮……埋在花樹下，一面和他談話。他有時請人坐在台階上，一人捧一個烤紅薯，談邏輯，談數學，談羅素，談他最近在外國邏輯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偶爾他也請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鍋咖啡，一小盤沙利文點心──那樣的場合，多半是談更嚴肅的學術、思想問題，客人也多半是他的弟子。

殷海光骨子裡是個詩人。但當他坐在書桌前面，寫邏輯論文，看邏輯書籍，分析事理時，他又是個科學家，嚴謹、認真、恪守原則。他好像只有在邏輯的範疇內才能控制自己；一離開那個，他喜怒無常、愛憎不定。他有時天真爛漫得像個孩子；有時平易近人，幾乎有女性的細膩；有時面孔一板，眼睛一沉，冷冰冰的，很可能指著某人鼻尖大罵：「你這個壞蛋！」但是，說不定就在前一刻，他還請他在房裡喝了Maxwell 咖啡呢！就是他討厭的人，他也沒準。只要那人有耐心，忍受他的冷眼，趁他「熱」的時候，挑一句正中他心坎的話，說不定也成了他座上賓、階下客。那種邦交維持多久呢？不知道。但他永遠還是回到自己的原則上，好惡分明。

他待人不是根據世俗的原則。在他心目中，最高貴的人是有「人」性的人──有「人」的自尊心，「人」的愛和憎。

為我們燒飯的女孩阿英便是他尊重的一個「人」，他喜歡她傲然的神采和渾身活力。她從不以「庸人」自居。她做飯時看情書，把飯煮成糊鍋粑，他說吃起來卻特別香。有人在走廊上咚咚走路，他便會推開房門大嚷：「我的神經要炸了！」但是，阿英放肆無羈的木屐在走廊上呱噠呱噠地去，呱噠呱噠地來，他永遠沒聽見。阿英的小房裡也有殷海光送的玫瑰，她唧唧哇哇的朋友們也常品嘗殷海光的Maxwell 咖啡。

路口小舖一對年輕夫婦也是殷海光所欣賞的「人」。他常去小舖聽他們談戰亂逃亡的故事，他也愛去小舖看剛生的嬰兒。他將一件心愛的毛衣送給那小伙子，只因為他是一個完整的「人」。

他認為尊重個人尊嚴，就是把每個人當做一個個體看待，尊重此個體的愛和憎。因此，常有被人認為微不足道的小事，卻能激得他怒髮衝冠。一句話，甚至一個字眼，若傷了他的自尊心，不論你有多大財富權勢，他會橫你一眼，昂首闊步離去，那神情就像你趴在他腳下。

性情中人趣聞

我到台灣之後開始寫作，殷海光是第一個鼓勵我的人。一九五二年，胡適第一次從美國到台灣，雷震要我去機場獻花，我拒絕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好！你怎麼可以去給胡適獻花！你將來要成作家的呀！」我倒不是因為要成作家才不去給胡適獻花，只是因為羞澀、靦腆而不願在公開場合露面。（直到現在我也是如此。有時打鴨子上架，沒辦法！）殷海光那一聲「好」叫得我一驚：「真的嗎？我可以寫嗎？」

「當然可以！只是生活太狹窄了！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洗尿布，奶孩子，」他望著我手裡抱著的薇薇，「尿布裡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著指點我：「你是個聰明女子，寫下去呀！」他頓了一下，望著我說：「嗯！一江春水向東流。」說完仰天大笑，然後幽幽地：「唉！生活擔子太重了。」

我那時窮得連一支自來水筆也買不起，用的是沾水鋼筆。一天，殷海光領到稿費，買了一支派克鋼筆，給我母親看。她笑了：「殷先生，你這個人呀！原來那支筆不是好好的嗎？你褲子破了，襪子破了，早就應該扔到渣滓堆裡去了！眼巴巴望來的一點稿費，又買支筆幹什麼呢？」

「舊筆，可以送人嘛！」他走回房拿出舊派克，結結巴巴對我說：「這──這支舊筆，要不要？舊是舊，我可寫了幾本書了！你拿去寫小說吧！」

我感動得半晌說不出話：「我就需要這麼一支筆！我就需要這麼一支筆！」

第二天晚飯後，他在我們房中踱來踱去，坐立不安，終於吞吞吐吐對我說：「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嗎？」他尷尬得不知如何開口。

我以為他要我解決什麼困難問題：「什麼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筆和我的筆交換一下？」

我失聲大笑：「兩支筆全是你的呀！」

「不，給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來，不禮貌。我──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還是喜歡那支舊筆，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舊筆還給他。

「謝謝！」他那鄭重神情，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極珍貴的禮物。

（摘自《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作者簡介

聶華苓

著名女性華人作家。生於武漢，湖北應山人，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同年加入《自由中國》半月刊工作，擔任編輯，直到1960年停刊。1964年赴美國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因創辦國際寫作計畫，有「世界文學組織之母」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