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克尼爾

由官方組成的國際醫學組織，要回溯到一九○九年。當時，國際公共衛生處在巴黎設立，任務是監管鼠疫、霍亂、天花、斑疹傷寒以及黃熱病的暴發情形。該處同時也試圖為歐洲國家制定統一的衛生及檢疫規章。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聯盟也設立了一個衛生部。裡頭有許多專責委員會，討論諸如瘧疾、天花、漢生病以及梅毒這類疾病在世界上的發生率。但是在這段期間，更重要的工作則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執行的抗黃熱病，以及抗瘧疾計畫所完成。

然後是一九四八年，更具野心的世界衛生組織成立。擁有來自政府的充分支持，世界衛生組織開始出動，把醫學科技的新知帶到世界上各個落後地區，不論當地政府是否願意合作。

因此，自一九四○年以來，醫藥科技和公共衛生行政，對於人類生活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已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在大部分地區，流行病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且許多流行病在從前流行得很嚴重的地區，也變得很少見了。人類健康與快樂的淨增值，再怎樣形容都不嫌誇大；的確，現在的人，甚至是我們的祖父輩，都需要發揮一下想像力，才能了解傳染病從前對人類的意義。

然而，正如人類學會擅改複雜生態關係的新方法後，可能會出現的後果般，醫藥研究自一八八○年代起對於微寄生所進行的操控，也已經製造出一些始料未及的副作用和新危機。其中一個有趣但也很諷刺的結果，即是產生因太過清潔而引起的疾病。最主要的例子莫過於小兒麻痺在二十世紀崛起，尤其是在最注重衛生習慣細節的階層中。

難纏的感冒病毒

另一類在未來仍對人類有著重要性（至少有此潛力）的流行病，最佳例子莫過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間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存在的時間已經相當長久了，而且它的流傳之快，引發的免疫期效之短，以及這類病毒的不穩定程度，都非常明顯。

一九一八年後，研究人員經過一世代的研究，建立了三種已知的不同病毒株；而且也有能力創造出對付它們的疫苗。然而，問題沒有這麼簡單，因為流感病毒本身很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它的化學結構細節。因此，只要出現任何一波廣泛的新流行，研究人員幾乎都可以肯定，引起這次感冒的病毒其改變程度，必定大到足以逃過去年疫苗在人體血液中製造的抗體。

因此，流感病毒的變化，以及其他傳染病原生物的突變，可能性依然很高。例如，一九五七年時，一場新的「亞洲型」流感病毒在香港出現；但是，它在美國發展到流行病程度之前，對抗這個新病毒的疫苗早已大量製造完成，數量多得足以影響這波流行的發病率和強度。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公共衛生管理當局具備敏捷的步伐，也需要私人企業毫不遲疑的參與辨識新流感病毒，以及大規模開發並製造疫苗。

第三項可能會發生的糟糕結果，在於為了癱瘓敵國人民而進行的生物戰研究，在散播致命病原生物於敵方時，有可能會為部分地區（或是全世界）釀成流行病大災難。除了這些可以想像的災難之外，很顯然，人類還是必須固守在食物鏈裡限定好的位置上。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由於公共衛生策略的成功，造就了人類數目激增，對於糧食供應也造成了壓力。其他肇因於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也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不只是流行病學，也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政治學。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出版《瘟疫與人》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