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頭擾攘不安已歷三月，很多年輕人與學生參加遊行、示威、靜坐，迄無了時。台、港、陸與英美媒體解析此不安現象，歸疚於港府治下，既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又不能滿足青壯世代住的需求，在無恆產、無指望的虛無感中，催化出對未來的恐懼，以致寧可上街發洩不滿。台灣有學者和媒體評論借鑑香江，指大台北地區也有類香港化的高房價、住房難現象，令人擔心。

台灣土地私有，香港在殖民政府時代就由港府控制土地，依市場需求逐年釋地建屋，兩地制度不同。但殊途竟然同歸，香港的房價所得比二十點九倍，全球最高，是港青難以承受之重。台北的房價所得比也已十五倍，直追香港之後，比國際知名都市高，讓中產階級因房貸而活得辛苦，低薪年輕人更是望屋興嘆，衍生了不婚不生態度。

探究原因，台灣學者認為香港房價奇高與英殖時期延續至今的畸形土地政策有關，根源是殖民政府將本身售地利益置於港人福祉之上。香港回歸後，另加一條內地豪客與地產商進港買地，炒高地價，拉高了周邊樓價。台灣高房價現象表面理由是炒作預售屋、不動產稅負低、遺贈稅降與捷運帶動買氣；骨子裡卻藏了一項政商都避談的政治獻金與房地產業的連動現象。

前此立法院討論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有政黨智庫分析不動產營造業對政黨捐獻，指二○一五年總統、立委選舉前，捐給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的獻金，都占各黨總捐款額四分之一以上，國民黨接近億元，民進黨達一億三千萬元，「如果很在意這樣的經費，住宅改革政策根本推不下去」。

政黨智庫所列舉數字只是冰山露頭的部分，水面下才是真章。如去年縣市長選舉，建商檯面下的獻金以千萬元起跳，候選人甚至沒花自己的錢，一應開銷均有人打點，選後還有結餘。營建與金融業是受制於行政法規最深的業別，建商請照、打樁、棄土、損鄰糾紛等，處處受制於公部門，一朝被卡，動輒損失千百萬計，豈能不低眉順目，花錢交朋友。

房市最大利頭在土地，民間一般交易抓兩成利潤，放一年加一成；但政府釋出的公地、抵費地，和變更使用分區的建地，利潤以倍數計。建商藉獻金培養政治關係，除為不受制於官府，也寄望取得低價建地；此等培養關係所捐出的巨資，最後都化為售屋成本，逐一向消費者討回。

四十年前，政府曾以興建國宅讓住者有其屋，地方政府、公營事業如台肥等公司，會覓地建住宅，廉售給員工；華航和若干民營企業會提供免息或低利貸款，鼓勵員工購宅自住。三十年前，政府逐步改建眷村為國宅，是另類釋出公地與都市更新，這些又稱軍宅的國宅，通常有較多綠化空地，比民間營造的低檔販厝更具質感。

晚近二十年，國宅政策變調，社會宅、青創宅只租不賣；企業獲利降，取消了購宅貸款；政府抑制房價措施成效不彰。專家雖估算房市供過於求，很多危老舊屋閒置；但屋主寧待價而沽也不廉售。政府又放任都更政策牛步化，甚至停滯無所作為。

台灣有比香港更貼近民意的民主制度，可是無法言宣的政治獻金形同剝削建商，進而再剝削無殼蝸牛一族。明年又將大選，能改變這種惡性循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