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漢時期這西元前後的幾百年中，除民間的一般農戶從事簡單的紡織，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外，民間絲綢紡織業也有了長足發展。據《漢書》記，一位名叫張世安的貴族，其夫人帶家僮七百，從事紡織，以致家產日盛，富於一位大將軍。漢時的一部著作，記載了當時的地主莊園中，有大量蠶妾和女工，從事養蠶、繅絲、紡織和染色工作。

當時的絲綢生產者，在皇宮內院多為宮娥使女，有時皇后還要親織，這是從上古延續下來的傳統。但在官營手工業作坊中，從事勞動的多為工徒。手工藝的師徒相承，職業世襲，保證了傳統手工業技術的延綿不絕，使得秦漢時期中國絲綢工藝達到很高的水平。在蠶絲生產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織造技術也有了突破，創造了精巧的「織錦法」。當時的一篇文章把絲綢品種彙成一首詩，詩裡包含有五十四種之多。

西元二二○至五八九年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養蠶桑織絲綢已成為普遍的家庭副業。當時，在中國北方形成了多個紡織中心。在南方，隨著七十萬北方人口遷徙到長江流域甚至更南方地區，來自北方的能工巧匠促進了江南絲織業發展的技術力量。歷史文獻記載，當時曾有一位官員要求政府賜他上萬匹錦，數位驚人；又有官府一次出資億萬，收購糧食與絲織品，說明當時絲織品產量之大。

在西南部的四川盆地，產生了一種新的品種「蜀錦」，當地最大的城市成都由此得名「錦城」。由於蜀錦色彩美麗，花紋絢爛，商人爭相購買，以至於當地政府不得不嚴格限量出售。

南北朝時期（四二○～五八九年），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緣的主要綠洲都有了自己的蠶繭絲織業。從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文書看，高昌地區的蠶桑業很發達，遺留下來的文書記載了人們種植的桑田數，和有關桑葉的交易賬目。

這些文書中還記載說，高昌有專門從事蠶桑絲綢的手工業匠戶，他們從政府領取生產原料和設備，為官府生產絲綢。出土的《高昌某家失火燒損財物賬》中的某家就是這樣的匠戶，所燒的物品除繭種外，與紡織有關的還有多種品種的絲、絹和布匹以及織機。可以看出，當時一個匠戶的生產規模還是可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