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一平

1925年秋天，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召開全島大會。這個協會是1921年由林獻堂（1881－1956圖一）和蔣渭水（1891－1931圖二）所成立。在文化青年莊垂勝（1897－1962圖三）號召下，1925年的全島大會決定模仿法國的沙龍，籌辦文化服務機構──「中央俱樂部」。該俱樂部的創立趣意書寫著：「夫社會生活之向上，有賴協同互助之社交的訓練，而普及健實之新智識學問，啟發高尚的新生活趣味……時時開各種講習、講演、音樂、演劇、影戲等會，藉以增益學識品行，啟發高尚的生活趣味，訓練協衷和樂的社交德性……」

1927年該俱樂部解散，但在台中市錦町櫻橋通（今日中正路和市府路的交叉口）一棟日式洋房創立了中央書局。這書局是日治時期台灣文人為了維繫漢文傳統及拓展新思潮，集資募股而設立，銷售「漢和書籍雜誌、文具學藝用品、洋畫材料、運動器具服裝、留聲機西洋樂器」。中央書局從中國大量進口漢文書籍，是台灣規模最大的中文書局，並以刊登廣告的方式來支持《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南音雜誌》等漢文報章雜誌的發行，被日本政府視為眼中釘而受到監視。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中央書局是少數在日本時代開業而能留存下來的書局。二二八事件時，這裡成立輿論調查所，更成為中部社會精英的大本營之一。莊垂勝被推舉主持「時局處理委員會」，沒多久被國民政府解散。他被免職，旋即受到拘留審問。雖然逃過牢獄之災，卻從此沉默。而一心愛台的林獻堂被國民政府列為「台省漢奸」，留下了傷感的詩句：「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國花草有誰憐。」黯然離開台灣，老死於日本。

台灣光復後有不少文學雜誌及書籍由中央書局出版。1947年1月15日，中央書局代理發行的《文化交流》創刊。這是一本純文化雜誌，主題在介紹台灣與中國的文化，由王思翔與楊逵（1906－1985圖四）合編。第二輯在排版時，二二八事件爆發，被迫停刊，所以第一輯係創刊號，亦是停刊號，可謂空前絕後。

就統治者而言，楊逵是屬於腦後有反骨的異議人士，日本當政時關他，國民政府時也要關他。他在1927年中央書局成立那一年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和農民運動合辦的全台巡迴演講活動，1929年2月遭到日警逮捕，押往監獄吃牢飯。1932年根據自己在東京送報的經驗，以日文完成小說《新聞配達夫》（送報伕），只刊行上半部，下半部被日本殖民政府禁印。

1934年（昭和9年），這部小說參加日本《文學評論》雜誌徵文比賽，打敗所有日本作家的作品。日本評審只肯給他第二獎，第一獎從缺。

我小時候讀過楊逵的《鵝媽媽出嫁》，印象深刻。楊逵去世後葬於台中東海花園公墓，這裡也是我祖父母長眠之處。

1953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 1913－1994）夫婦訪問台中，在中央書局和文化人士座談。當時我還沒出生，未能躬逢其盛；四十一年後，我在紐約市中央公園巧遇尼克森，和他閒話家常。我告訴他我出生於台中，他的眼睛一亮，提到1953年在中央書局的往事，益感親切。

記得小時候每天晚飯後，父親會帶我外出散步，中央書局是必經之處。我會迫不及待踏上書局內的磨石子地板，經由弧形樓梯，衝上二樓。因一樓都是文具或教科書，好看的書陳列在二樓。我小時候看的書如《怒海餘生》（Captains Courageous）及《爺爺和我》（The Old Man and the Boy）等都是在這裡買的。在非常氣派的櫃台結完帳，店員會將書本裝進印有「中央書局」的牛皮紙袋裡，並且很貼心的贈送書籤（圖五）。回家途中，拿著紙袋，感覺相當充實幸福。沒錢買書時，我就站著看免費的書，店員也不會趕人。

然而在大環境的變遷下，中央書局無法與新興的連鎖書店競爭，1998年結束營業，將建築物出租轉賣（圖六）。轉賣之後重新裝潢，建築物的洗石子地板、雕花外表都被遮去，中央書局的光環在世人褪色的記憶中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