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振忠（資深媒體人）

在華文世界裡，縱使不好武俠，但不能不識金庸；若接不上話題，彷彿自外於華人社群。金庸的作品曾被兩岸當局所禁，卻又能在地下匯流成河，終於在開放後蔚然自成「金學」於不墜，此正是兩岸三地近代史演變的極重要文化資產。

眾所周知，金庸寫武俠小說是個意外，在香港《新晚報》期間，臨危受命接梁羽生之筆延續武俠小說連載，沒想到一九五五年《書劍恩仇錄》初試啼聲即一炮而紅，爾後十多部重量級長篇小說，俱成經典。

醉心於歷史的金庸，喜歡將故事架構在大歷史的背景上，虛虛實實，十五部作品橫跨宋元明清四朝，故事主角多為虛構，但又結合歷史中真實的忠奸之君臣，穿梭於真實的歷史場景或戰役中，自成一格；而且透露他對歷史人物之臧否，包括康熙、乾隆、鰲拜、陳圓圓、常遇春、李自成、張三丰、范蠡等，皆在小說中登場，甚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成了尼布楚條約中的簽署人，又將小說家的想像力推向一個境界。

而金庸之所以傳奇，更在於他手執兩枝健筆，一枝寫小說，一枝寫社評，他在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讓他在寫小說之餘，還能暢評時局，在主持《明報》期間留下七千多篇社評，針砭時事，點評兩岸三地，尤其對陸港發揮許多實質影響。

金庸虛實交錯的創作，正值兩岸各自威權治理的時代，而香港正好成了華人世界最為自由創作的基地，不僅影視產業發達，言論相對多元，讓金大俠有了無限的創作空間和發表園地。即便金庸選了最自由的小說創作形式，可是在最主要的華文市場大陸和台灣，仍禁書數十年，各種說法不一，或因小說影射文革、或因小說歌頌「彎弓射大鵰」，或因金庸對時局的批評，不一而足。然而讀者對金庸作品的熱愛，不因形式上的禁令而受限，盜版、改名、分裝，甚至影印，現今四十歲以上的華人，不少人都經歷過「偷看」金庸的經驗。

大師仙逝，所幸在金庸生前已享有盛名，而且走遍兩岸三地，兩岸領導人鄧小平、蔣經國都曾面見，他的書早已是常年暢銷書，大陸近年更再興起一股金庸熱，出版人有此戲言：印金庸書等於印鈔。

由於金庸對政治的興趣與敏感，使他對兩岸局勢的推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準確，例如他預判大陸短期還難出現西方式的民主，且難有取代中共的力量；而他在訪問大陸領導人後，晚年也多主張統一，固然為陸方所喜，卻也讓不認同者質疑他為何要選邊站，「文學金庸」毋庸置疑，但「政治金庸」卻惹了色彩。

中國人寫史善於曲筆，以免惹禍上身，但金大俠用曲筆寫小說，用直筆寫社評。金大俠的人生歷程，雖年少流亡，但尚無大劫波，尤其創作歷程，恰似兩岸三地的歷史縮影，其作品穿透力更是貫穿幾個世代。金庸秉其俠客書生「大鬧一場，悄然離去」，完整了一生的傳奇。「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金庸早已用了名句為自己下了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