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家瑜

川菜館是段叔及其岳父合開的，方正乾淨，能擺上六張圓桌。兩人話不多，抽菸倒像是比輸贏，炒菜時都習慣叼著菸。不管回鍋肉、乾扁四季豆或辣子雞丁，料理好後，往餐檯重重一擺喊聲「出菜」，那姿態真夠豪邁，偏偏段叔長得極斯文，常覺得他那雙秀氣的手該拿毛筆，而不是刀子或鍋鏟。

負責端菜的是胖叔，頂著三分頭，聲音渾厚，雖然身材臃腫，動作卻輕快無比。清潔工作的尹叔則是慢郎中一個，連收桌面都有自己的節奏，即使後院碗盤堆疊如山，嘴裡還照樣咿咿呀呀哼小曲，那模樣不像洗碗，倒像在舞台拉二胡。

應徵時我從沒說我是中輟生，更不敢告訴他們自己是賭氣離家出走，我想總會有人提起，但他們從不多問，只管叫我丫頭。

客人未到時四位叔叔圍坐一桌，極少交談，像打無聲麻將。不管川菜館生意好壞，段叔對員工吃飯這件事從不馬虎，菜單裡佳餚總在下午兩點、晚上八點後都一一上了桌，生意好時講究著吃，生意不好吃得講究。當天餐桌上若有豆瓣鯉魚，魚卵則非我莫屬，魚卵給油辣濃稠的醬汁包覆著，在白色的米粒上化開，像晨曦散發的光澤，好看又下飯，那段時日我給大叔們餵得肥肥胖胖。

我不敢想像在我年少無知離家的短暫時日，如果沒遇見他們，我會是在哪裡﹖又想，當初他們何嘗不知？只是聯合起來，打另一種無聲麻將。

許多年後憑記憶回到巷弄卻遍尋不著店面，問起附近店家沒人有印象。每每走過台北街頭瞥見四處林立的「正宗川菜」，總會想起他們，那川味兒，那館子，成了我記憶中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