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雇員工薪資年增率核算，教育部表示下學年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基本幅度為百分之二點○七，最高不得超過百之三點七五。

大學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學生的學雜費、教育部補助和自行募款；而大學的經費支出，主要在於人事費和硬體設備，今年教師薪資已調漲百之三，若學費無法調漲，恐對私立大學財務支出負擔極大。

大學學費調漲須依照「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的財務指標、助學指標及辦學綜合指標等審議基準，才能申請調漲學雜費；如學校在研議過程中，充分和學生溝通，並提出學生的意願統計資料，及完善助學措施和學雜費使用計畫。

雖然有上述調漲學費辦法，但其規定中需要和學生溝通並提出意願統計資料，往往在學生反對下讓學費無法調漲。

這幾年私立學校因少子化減少學生來源、學費又無法調漲，教育部補助減少及募款不易，這些學校財務愈來愈困難。

國立大學之經費由國家編列，人事費也全由教育部編列預算在內，所以漲不漲學費，對國立大學的財務沒有多少影響，教師薪資調高，教育部也會把預算跟著調高，所以不會有多少國立大學甘冒學生反對之聲音來調漲學費，長期以來，台灣國立大學的學費已成為全世界最低學費國家地區之一。但這對台灣的高教發展是好事嗎？令人質疑，反而因整個高教政策發展錯誤下，讓富者念低價的國立大學，貧者去念較貴的私立大學，台灣的貧富差距因國私立大學的不同費用標準而使貧者愈貧。

國立大學原本就是由國家列預算來補助，但在其他國家大部分是以人事費的補助為主，台灣卻又有其他名目來補助國立大學，如五年五百億計畫和今年開始的深耕計畫，都以額外預算來貼補國立大學，使得國立大學的每位學生成本達二、三十萬，遠遠是其學費的十倍以上，這種由國家花大錢來培育國家人才本無可厚非，可是其成效和投資成本沒有比例原則，令人質疑此種政策是否還要如此。

國立大學之設立，除了培育國家人才，更重要的是要扶植弱勢族群就讀國立大學，有改變其未來生活之機會。但台灣的國立大學卻是弱勢者難以高攀，反而是有錢者就讀比例高於弱勢者甚多，此從國立大學有辦就學貸款的低比率就可知。

有錢者念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弱勢者念學費較低的國立大學，是國外教育現況，而台灣在大學之前的教育亦是如此。

從辦學自由精神而言，私立大學的學費是否該由教育部控管，事實上應該要回歸到市場機制。面臨少子化壓力，私校以優厚獎助學金來吸引學生就讀，但又無法調漲學費，其結果是加速其財務惡化，只是以原有校務基金撐下去。

台灣應該要像英美國家，讓私立大學有自由學費政策去跟國立大學競爭，而讓經濟弱勢者可以讀國立大學，此種學費政策才可以改善台灣高教不公平的奇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