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薇晨

都說英國菜難吃，在倫敦，我還是去吃了知名的傳統食物：炸魚薯條。

這是漢伯寧街的一家獲獎老店，牆上掛了救生圈與木舵盤，有意營造一種討海的氛圍。水手扮相的廚師在開放式廚房裡忙於烹飪，趕著抵消外帶的人龍。穿著海軍藍底灑小白點子洋裝的服務生，擎著托盤，在桌與桌間串來串去，曼妙，矯捷，臉上一抹輕淺的笑，如同風和日麗的港灣裡，小船下了錨，海面生出微微的浮漚。

朋友坐在我對面，將一邊髮鬢掖至耳後，垂首查閱手機信箱，確認指導教授可曾回信。我忽然發現她其實瘦了一圈。離了故鄉的物事似乎總會有點不同，不拘是變得更好或更壞。於是我也忽然懂得了，為何她總願意迢迢跑去亞洲超市，只為買一瓶舶來的調味料，找一把熟稔的青菜。

服務生替我們送上炸魚薯條和維多利亞檸檬汽水，每份餐點附有番茄醬與塔塔醬，裝在小矮罐子裡，廣告顏料一般。熱油滾滾的氣泡將魚排與薯條炸得酥，汽水滾滾的氣泡似乎也要將舌頭炸得酥，這種酥，應當名為懷舊的快樂。鄰桌四個英國大叔則是吃炸魚薯條配紅茶，一人手邊一隻白瓷壺，低聲談笑，竟把昔日勞工果腹的粗食吃成了貴氣的下午茶。

炸魚薯條呢，難吃倒是不難吃。所謂難吃，或許不過是與自己的過往格格不入，是生疏不知底細，其中大多帶點畏怖的成分。然而炸魚薯條，尤其是炸魚，說得俗氣些，倒很令人想起台灣自助餐的鱈魚排（以及混充的圓鱈或扁鱈），平易而家常，且很有海島國家的風情，並非不可下嚥。當然它在民族薈萃飲食葳蕤的倫敦難免要失色了，可是因為它是道地的，所以是可原諒的。

我記得李明璁在散文集《物裡學》中談及留學康橋的時光，並將英國的日式連鎖餐廳「wagamama」稱作「（偽）日本拉麵店」。這裡的偽字，便有點不可原諒的意味了。

某一晚我和朋友在倫敦唐人街的粵式酒樓吃飯，楊枝甘露裝在小鐵盅裡，小鐵盅又扣在小木桶裡，古意盎然。那楊枝甘露嘗起來偏於苦，是葡萄柚絲的澀味遮蓋了芒果的香甜，與我在台灣吃過的不同。可是我在台灣吃過的楊枝甘露也各有不同，有些椰奶較濃，有些洋溢柚子的酸，有些擱了太多冰沙，口齒嘎嗞作響。我也分不清誰家道地誰家不道地。我想起朋友的香港室友，不知他記憶中的楊枝甘露是怎樣呢？

香港室友最愛珍珠奶茶，朋友和我外出時總要替他帶一杯。倫敦的許多珍珠奶茶太淡了，不知是牛奶或紅茶還沒睡醒似的淡，喝了我就知道這不是台灣。可是這又何妨？

道地，道地之為物，正像童話中的青鳥，愈是向外尋求愈是不可得。弔詭的是，道地總是必須在外發生才有意義——誰在家鄉渴望家鄉味呢——因此追尋道地這事，早在開始便已注定終將失落。然而，接受道地的空缺並非將就之意，而是不再對那唯一執著不捨。異鄉人帶著食譜在他鄉，一間廚房就是一塊小小的飛地，飛地裡逐漸生出迥然的色香味。有人說它失了真，因為不再原始，可是這每一種版本，又何嘗不能視為一種真呢，如果它業已長成了自己。

回想在倫敦的日子，我吃東西大抵不出兩種理由：一是為了看它多道地，一是為了看它有多不道地。我吃到最貼近台灣味的食物是麥當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