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妏霜

一九八七年二月，時年六十三歲的葉石濤（一九二五-二○○八）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書寫從明末開始至戰後的台灣文學概況，書末並附錄了林瑞明所編寫之〈台灣文學史年表〉。

原來由《文學界》雜誌同仁倡議合寫台灣文學史，一九八三年春天始，經初步的資料蒐羅、整理，後決定協力而由葉石濤撰寫。先逐步發表於《文學界》，後再印行出版。

葉石濤在序言裡提及，從一九八四年起，花費兩個夏季，才完成了「光復前」與「戰前」的部分，因「金錢」與「時間」的俱缺，這位「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維生的夢獸」的作家，耗去了整整三年時光，才得以「把三百多年來的台灣文學面貌勾勒出來。」

他曾定位這是「一本純粹由作家所寫的文學史。」如同在書寫上所遭逢的種種困難，部分章節僅能簡要羅列與概略，論述評介的偏移或觀點轉換的缺失，的確未能全面與盡善。

他對此闕漏亦有所知曉。在《史綱》出版之前，他這麼寫：我常擲筆興嘆，自怨自艾起來。我之所以勉強寫成，就是想好歹推出一部史綱，引人注意，能使得有志於斯道的人，前仆後繼地用更佳的史觀，更細膩的文筆，更嶄新的觀點去完成更多部有分量的文學史出來。

而書前序裡明言：究竟《史綱》不同於完整的文學史，它充其量只是給後來者，提供了一些資料和暗示而已。

或在《史綱》出版的那年十一月，所召開的「《台灣文學史綱》專書研討會」後，面對不同意見，他如此自我批判：各位講的我也有考慮到，但是在時代種種的限制下，我考慮了很多事情，有些地方丟掉了，決定選擇比較安全可靠的路來寫，這卻是這本書最失敗之處。

一九五一年白色恐怖時期，葉石濤因「知情不報」，判刑五年。三年牢獄，後來他卻只在自撰年表裡寫下「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沒有直陳。也一直到一九六五年重新投入小說與評論，才得以繼續那段長達約十四年的寫作空白。

早前葉石濤在寫給鍾肇政的書信裡，便感嘆著他們這一代，是為後來者鋪路的「使徒」（一九六五），而他一生最大的願望是「做文學的鬼」（一九六六）。但也要到多年之後，他才在散文裡誠實憶往：我之選擇走上寫作之路是自己心甘情願，不敢有絲毫怨言，但總覺得我的生涯旅途充滿荊棘，並不完美（一九九三）。

我們只能想像，那或許便是自身親歷與事件發生之後，關於命途裡那種不確定感，詭譎竟成真，所帶來的虛無哀傷與無以名之的種種；以及不能肯確他人能否真正明白，時代所給予之曲曲折折的離奇與惶惑。

若允向前溯流一個月。一九八七年一月，人們總以為是去年末在「濟南路二段六十九號」楊德昌舊居，楊之四十歲生日聚會時簽署，而後來詹宏志澄清實則草擬於其父加護病房外的《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論述者稱之《「另一種電影」宣言》或《台灣電影宣言》。

在這「交界點」上，台港五十多位創作者與文化人，以集體現身的方式，署名發表宣言，「回顧思索近兩年來台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針對「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希望能在「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得到與之相應的判斷與支持。

遺憾的是，宣言之後，論述激化，卻未曾在實際上有任何改變。

再回首，有人以為那是一場墓誌銘的預寫行動。有些恐懼與疑惑，也讓原先的單純產生質變。

詹宏志回應《再見楊德昌》作者道出：「在這文章之前，大家都是朋友，文章出來之後，新電影的陣營就有點四分五裂了。」楊德昌稱之：「群體的」、「一個開始的結束」。

走過新電影浪潮的同伴，也是連署人之一的小野，引述了詹宏志的話語：「他們有盛宴，我們有墓誌銘。」

這可以是一句足夠晝下底線的重點，也可以是投遞某種預言。

也在多年後，侯孝賢曾這樣註解新電影之「新」：那時候台灣還沒解嚴，還是戒嚴時期，戒嚴就會有很多限制，你在限制裡面就會感覺到某種不對，你會感覺到一種反抗。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時，長達三十八年五十六天，台灣全境實施的戒嚴令解除。

侯孝賢拍出《尼羅河女兒》，仍因電檢百番折騰。

九月，蒙上紙袋，在攝影機前匿名假聲告白，使之發生的是官方的愛滋宣導。紙袋後方是劇場導演田啟元，病況曝光後被拒絕入學。他以劇場做為觀照社會的基地，成名劇作《毛屍》批判儒教虛偽，抨擊異性戀霸權。而他在紀錄片段裡颯爽道：你想活著就好好活著，別無他選。

十月，《沈從文選集》由新聞局審核通過，是第一本解禁的三十年代大陸作家作品。後半生任職文物研究員，但覺「寫作應該是失敗了」的沈從文，一九八八年逝世。畫旁一句：「總而言之不醒」，彷彿成了嵌合的鏡子：人與時代的相應、薄脆與顛沛、無法超越的某種「大於」。

也有人試圖忘卻心底的事，就使自己有了專屬的解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