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妏霜 圖／資料照片

初次觀看鄭有傑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年之初》（Do Over，2006）或許會有種阻隔之感，不只是因為其實驗性濃厚、挑戰成俗規約的影像思維；更驚訝其想像力的創造，只得以回想結構支架與視覺基底，便被折曲在一層又一層的敘事裡。

這種屏蔽與斷裂的狀態，也在於十個角色，看似從十二月三十一日跨過一月一日，時間來回跳接，透過偶然與巧合的相遇設定，互相有所聯繫。

然而，人物的生命檔案是破碎的，也許完整地造設，但省去的訊息卻更多，僅能藉由對話拼湊各自乘載的過往，他們像安在一個暫定的身分軀殼中，被描摹成囚困而疲憊的形象，面目被遮掩或沒有被填滿，只是輪廓般地存有。

是幻夢？抑或戲中之戲

而電影的第一顆鏡頭，便以聲音作為啟幕，表達了這樣的阻隔。長按的喇叭聲，場務小胖為了拍戲阻擋在一列車子前方，緊接而來的咒罵和致歉，在影像的最初和後段交相重演，宛若延遲的回聲，卻構築成不同的意義與結局。整部電影便以聲音作為時間與敘事的黏合接續，用一塊又一塊的聲音碎片，建構了鏡像如謎的世界，以及這之間無數種可能。

那樣的鏡像關係，除了真以鏡子為媒介，也擺置在對照與呼應的結構上，化為形式上的雙重自我與關鍵情感的暗示，或許，也是導演對一種可見與不可見的，身分位置與認同的介意，在其後作品亦反覆關照的核心主題，並試圖透過一種暴力化的方式，去傳達其重要性。

無論作為個體或群體皆被銬在過渡、移動的象徵空間：劇組暫居的百月賓館、亡命孤詣的車中、跨年倒數的夜店、收費站、火車與機場，無從真正落腳；或者兩人穿行荒僻的草原與黑漆的山洞後，光亮中所見的卻是蜃影般的一○一大樓。

電影也透過各種景框：攝影機、手機畫面、監視器，或手搖、或背光、或模糊、或像電玩打鬥般的主觀鏡頭，散溢出一種被框定的、躁動的壓抑感，人物變成細碎的殘影，宛若在他人人生中過場，所發生的每個故事都隨時能夠消融於另一個開啟的故事之中。

被消減到最薄的人物載體，一方面真的將某種感知切斷，沒有辦法即刻產生投射情感，只剩情緒，但也如實地表現了生活中，我們對他人的理解，僅能存活於某些虛浮的面向，如果沒有真正的心意去深入探究，便只剩下這些不能看清也無法觸及，不識其誰的存在的矛盾。

每個角色宛若成譬喻，呈顯出對反的探求與辯證：虛假／真實、原諒／不原諒、記得／不記得、聽見／聽不見，這些事物的雙面性，再藉由類似藝術行動的操作模式，玩著不知真偽的戲法，尋找人生最重要的到底為何？每一次提問，也成為他們那一道心中傷痕的索引。

因為這些日常生活的偏離，某些場次也脫離不了一種排演感，讓觀者不明白這究竟是一場幻夢，或是戲中之戲。不僅是破碎的燈泡、開獎的聲音、槍響後被消音的世界、電音派對中突然的寂靜，這些環境音與音效，聲音的蒙太奇搭配畫面，亦呼應了聽見與被聽見，所給予的一次性扭轉或救贖。

彷彿迷失者彼此牽引

而電影中歌曲則成為角色串連彼此情感的履帶。除了以林強的電音作為場景配樂外，在派對中丟失電子耳的蝴蝶（柯佳嬿飾）與拾獲的電影導演立翔（莫子儀飾），各自蹲踞在黑暗的巷弄中，蝴蝶哼唱著雷光夏的〈海上花〉，立翔戴起她的電子耳，襯著「黑色的霧裡有隱約的光／可是透過你的雙眼會看不清世界」歌聲，鏡頭隨著他的視線向上，看見破碎的洋服招牌、垂掛的電線、老舊鐵窗和外牆，他走在窄仄如迷宮的空間中，蝴蝶的歌聲成了方向的辨認，尋找到獨留的她，彷彿是迷失者彼此牽引，獲得聽取彼此傾訴隱匿內裡，並尋回創傷可能復原，一份瞬間即逝的機會。

另一幕無從辨別是否為夢態的魔幻場景：當蝴蝶和立翔看著月亮，卻被融進了月亮的背面，Nylas樂團〈Blow away the shadow from the sky〉響起，「life things repeat all the time／I'm still living in the way like you tell me to be the "blind" or to be "deaf" for all the chance」詞意籠進兩人心聲，現實場景的變形，也讓他們得以重新確認自我，明白生命的界限與返復，而一切仍可逆反與挽回。他們一起燒熔底片，像是看著現實的餘燼，立翔決定要重拍一個不悲傷的結局。在數字倒數之後，全新而迥異的故事便重頭再來，迎來完全不同的版本。

被錯待的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的人生，等待的終結、渴求的獲得、死亡的反轉，伸出的手被應允；喪失律法庇護的亡命者，得到了其存在的物證身分與願意一同開啟人生的愛人。想來創作者畢竟還是溫柔的，停止了所有向下拉扯的力量，讓每個人得償所願，時間沒有被糜費，還回了曾被劫奪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