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林縉

一九四八年，大西洋東隅蘇格蘭朱拉島上，小說家喬治．歐威爾寫出他傳世的反烏托邦寓言《一九八四》，虛擬了一個存在於未來，禁絕一切個體性、各種監控如影隨形無孔不入的超國家——大洋國。

而未來終會成為現在，一九八四年太平洋上另一座島嶼台灣，又是怎樣的風景？那年，一場關於「台灣意識」的論戰於島內再度燃起烽火。此次戰火，在思想上遙遙呼應一九四八年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所觸發的「橋」副刊文學辯論，延續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的餘燼，加之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催化，最終以演唱〈龍的傳人〉的歌手侯德健一九八三年六月借道香港潛進中國此事件觸發論戰導火線。六月，陳映真在《前進週刊》第十二期刊登的〈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點燃戰火。陳以感性的筆調嘗試將「侯德健事件」理解為「長久奔流於血液中的」、來自「父祖之國」的情感召喚，引來蔡義敏、梁景峯、陳樹鴻等人的批判。星火燎原之勢遂向《生根週刊》、《夏潮論壇》、《台灣年代》等刊物蔓延開來。

隔年（一九八四），陳芳明以筆名宋冬陽發表於《台灣文藝》的論文〈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再次從文學的角度粉墨登場，將戰局推向高峰。接續七○年代末葉石濤所主張「台灣文學」與陳映真標舉之「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兩大論述軸線，宋冬陽一方面批判陳映真以中國意識壟斷台灣歷史的論述盲點，另方面則企圖調和「台灣文學」與陳映真所倡議之「第三世界文學」兩種觀點間的扞格和衝突。藉由凸顯陳映真作品的台灣性與在地性，宋文指出台灣文學本土論和第三世界論其實「同條共貫」，更強調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與自主性並非是理論的問題，而是通過書寫所造就之「行動的實踐」。

整體而言，八○年代這一波台灣意識論戰，可說是對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總清理，讓潛伏於意識形態中的政治（中國）因素浮上檯面，也象徵著鄉土／本土文學陣營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正式裂解，也是島內左派知識分子論述路線上的分道揚鑣。同時，論者如彭瑞金、李喬、宋澤萊等人亦從各自的觀點提出了對「台灣文學」的洞見，為後續十年台灣文學的學科建制化供應了豐碩的思想資源。而陳映真和陳芳明此番針鋒相對，似也為兩人世紀之交另一回合關於台灣「（後）殖民文學史觀」的論辯埋下引信。

故事終究不只是故事，台灣文學的「故事」總和各種政治事件、意識論爭、抗爭行動難分難捨地纏繞糾結。在歷史的交叉口，這座島嶼最早的主人正蓄勢待發，以行動奮力一搏。

時間再倒回一九八三年五月，由台大原住民學生主編的刊物《高山青》雜誌創刊，為原住民族運動敲響序曲。一九八四年四月，「少數民族委員會」的成立，間接促成隨後由原漢知識分子如胡德夫、黃勝禮、夷將．拔路兒、童春發、范巽綠等人所發起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十二月二十九日成立，簡稱「原權會」)，運動正式燃起狼煙。歷經數次「正名」、「自治」、「還我土地」等的抗爭行動，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行政院將這天訂為「原住民族日」，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聯合國則訂八月九日為「世界原住民族日」)，然後在一九九七年正式將「原住民族」一詞入憲，從法律的層次肯認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和民族地位，也使得「原住民族文學」成為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音響。

誠如研究者指出，八○至九○年代這一波原住民族運動乃是所謂「原運世代作者」至關重要的時空場景，他們或藉由神話和歷史的文學想像，或通過社會現實的反思批判，抑或自我身分認同的論述建構，文學書寫和街頭抗爭兵分兩路來介入漢人優勢文化為主導的文化／政治場域。布農族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早在一九八三年便以短篇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引起文壇矚目；排灣族詩人莫那能以詩歌〈恢復我們的姓名〉訴說對族群身分的肯認：「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將自己化作一尾「迷魚」於滄茫中迴游原鄉：「也許我們是一條條放牧的鮭魚／哪一天把洶湧的、冰冷的和／黑暗的浪潮統統還給大海／沿來時的路回到最初的源頭」。藉不同形式的刊物媒介（如《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等等），作家們分頭進擊拓闢戰場。他／她們的名字還包括：孫大川、游霸士．撓給赫、夏曼．藍波安、麗依京．尤瑪、霍斯陸曼．伐伐、台邦．撒沙勒、利格拉樂．阿烏……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為香港哀豔的世紀末焦慮按下計時器，倒數開始。正當台灣意識因論戰再次復甦，原住民族運動復振之際，香港卻將面臨文化政治認同的危機。那時，或許還沒人能預知十三年後，王家衛將以《春光乍洩》榮獲第五十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片中梁朝偉所飾演的黎耀輝從南美洲布宜諾斯艾利斯來到台北寧夏夜市，在捷運飛馳的速度裡聽著〈Happy Together〉。香港「回歸」中國期滿二十周年的今日，歐威爾小說裡的文字猶言在耳：

只要有悖於當前需要，就絕不能殘留在紀錄裡。歷史成了一張不斷擦淨重寫的羊皮紙，沒有人能證明歷史的真假。──《1984》

我們還得記得，這年，夏宇自製了五百冊詩集《備忘錄》後去到法國，誰又料到詩壇即將颳起的後現代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