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政權移交國民政府。在這百廢待舉的時代，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一方面整頓舊有的自己，另一方面也嘗試擁抱著新政府的到來。

對於文學家來說，政治處境與語言轉換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在日治時期，語言的使用投射著自我認同，所以賴和才拒絕接受日文，不放棄自我的「公平與正義」，古典文人洪棄生更以消極抵抗，過著半隱居的生活，終生以漢詩文諷刺殖民當局。

因此，在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所掀起的「學中文」熱潮，便象徵著民族文化身分的追尋。在一九四六年，距離日本結束統治不到半年的時間，用慣日文的呂赫若便嘗試以稚嫩的中文，寫作了四篇中文小說。

呂赫若（一九一四年—一九五一年），台中潭子人，本名呂石堆，擔任過公學校教師，在一九三九年曾前往東京學習聲樂與演劇，在一九四二年返台之後，便擔任《台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的記者。呂赫若最著名的小說如《牛車》、《暴風雨的故事》、《女人的命運》描述著弱勢的農民與婦女命運，在擔任記者的期間，也開始創作與皇民化運動、太平洋戰爭相關的題材，呈現出台灣既尷尬又矛盾的殖民處境。而在戰後初期創作的四篇中文小說《故鄉的戰事一——改姓名》、《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月光光——光復以前》、《冬夜》，則回顧了日治時期的殖民體驗，以及當時台灣社會的混亂現況。

以《月光光——光復以前》這一篇小說為例，便能清楚讀出語言在政治夾縫中的複雜處境。這篇故事描述在戰爭期間，因為經常有空襲，必須將市區房舍徵作軍事用途，莊玉秋與家人也只能往郊外疏散。好不容易他們找尋到一間適合的租屋，但是房東卻說：「我當鄰長是國語家庭，你們全家在日常生活都說日本話才有資格住這兒。」強硬指定莊玉秋全家人都必須說「國語」（日語），才願意租出房子。不得已之下，莊玉秋只好點頭答應房東。可是最後還是東窗事發，小孩子忘了叮嚀，讓房東聽到他們說台灣話，可能將會把他們從這唯一的棲身之所趕出去。莊玉秋這時也慢慢反省，身為台灣人，為什麼不能開口說台灣話呢？最後結局，他帶領著孩子走出屋外，仰望著天空的明月，不管任何後果，朗聲用台灣話唱著民謠〈月光光〉：

「決意了，便笑臉向孩子們喊出來：『來來，和爸爸唱唱吧！』帶了孩子們走下院子去，一輪明月斜在頭頂，披了一身月光一起仰頭合唱：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塘。南塘未得過，掠貓來接貨……」

就算引人側目，那又如何呢？最重要的是不能迷失自己，也不能捨棄個人的尊嚴，呂赫若在這篇小說留下了引人深思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