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一八九九年六月十日（農曆五月三日）章太炎結束無奈的台灣之旅，從基隆搭船轉赴日本，十二年後梁啟超從日本抵台，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農曆二月二十八日）於基隆登岸。

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失敗的一八九八年避禍台灣，梁啟超在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功成的那一年訪台，曾經有志一同的章、梁二人，分別在中國近代史上兩個關鍵的年分渡海來台，如此巧合，猶如歷史的宿命。

一八九八年章太炎抵台後，於《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祭維新六賢文〉，此文亦於一八九九年章太炎以「台灣旅客」署名投書於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註❶）。當時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而流亡日本，旅日時仍為推動清廷的政治改革而投身辦報、組團體與辦學校，於是在僑商馮鏡如的出資下，在橫濱開辦《清議報》為保皇輿論發聲，並揭發慈禧太后及后黨反維新的一連串政治陰謀。《清議報》也著實發揮了若干輿論影響，而改變了不少人的命運，旅日的梁啟超與台灣的林獻堂兩人也因《清議報》而結緣。

林獻堂少年時生長於乙未割台後的台灣，全台在日本的統治下，舉目所及皆以台灣總督府之言論為言論，致使此間的林獻堂欲得知島外消息只能「求之海外，如滬之《萬國公報》，由橫濱獲讀《清議報》、《新民叢報》……」（註❷）自此對梁啟超的振聾發聵之文，至為折服，埋下兩人日後訂交的伏筆。

此外，乙未割台後，曾與族人內渡避難福建泉州（註❸）的林獻堂，與大多數曾離台內渡的台灣士紳一樣，對於曾為割讓台灣上書的梁啟超，在政治情感上有著微妙的寄託。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林獻堂與甘得中遊日，由東京返台時，途經奈良，與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相遇，兩人傾談甚歡，林獻堂並「為台胞爭取自由問題，有所請益」（註❹），繼而「敦請任公來台一遊」（同註❹）。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林獻堂攜長、次二子前往東京就學，又往神戶訪梁啟超，並再次敦請梁赴台訪問，次年梁啟超「蓄志五年」（註❺）的遊台之願，終於成行。

曾經在馬關議和之際「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註❻）反對割台的梁啟超，登台之後自是百感交集，在舊台北城下，看著劉銘傳所建的城牆已被拆毀，僅存四座城門，有不勝唏噓之嘆，而有〈台北故城〉詩作：「清角吹寒日又昏，井榦烽櫓了無痕。客心冷似秦時月，遙夜還臨景福門。」

四月一日（農曆三月三日）台北百餘遺老設宴薈芳樓，盛大歡迎梁啟超，但「是會也，日官民無一參加，而偵探特務則四伏矣，翁（即林獻堂）毫不退縮，起述歡迎辭，繼而任公致謝辭，兼作一小時之講演，因隔窗有耳，辭意委婉，非細味之，不能知其底蘊，另賦四律貼於座上……席散後偵騎四出，追問參加宴會者，與梁某有何交情，或有什麼緣故……」（同註❷）而梁啟超「貼於座上」奉謝遺老的四律，以詩代言滿是感懷無奈，「傷心人讀此，應同茲懷抱耶」。

四月二日（農曆三月四日）梁啟超離開台北，搭火車南下台中，中部各界士紳三十餘人匯集台中火車站迎接，當晚由「櫟社」設宴於台中公園旁的「瑞軒」，席間梁啟超起身說道：「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註❼），大約有感於台北薈芳樓之宴偵探特務四伏，自知此行一路必受監視，不得不謹慎行事，而當晚櫟社詩友談及賦詩推敲，並請梁啟超為眾人命題，梁以「追懷劉壯肅公」為題，不拘體、不限韻，亦未規定即席繳交詩作，然當席呈詩者亦有多人，而這個以「追懷劉銘傳」為題的酬唱，當然不可能只「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了。

在櫟社社友親炙梁啟超之後，櫟社初成立時的「我輩以棄人治棄學」的無奈、自棄心態大為逆轉，對於梁啟超期勉「勿以文人以終身，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問題」，促使「櫟社」中的核心社員自此開始轉向為「殖民差別」問題而積極投入政治運動。

而敦請梁啟超訪台的林獻堂，幾年後投身「新民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站上時代的浪尖上，果真，不負梁啟超之所期勉，未「以文人以終身」。

註解：

❶出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北京），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一版，第五百九十二頁。

❷出自《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甘得中撰〈獻堂先生與同化會〉一文，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

❸出自《林獻堂先生年譜》，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第八頁。

❹同註❸，第十五頁。

❺出自梁啟超撰著《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二，中華書局（北京），一九八九年，第一百九十七頁。

❻出自梁啟超《梁任公文存》之〈三十自述〉，北一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第五十一頁。

❼出自張麗俊撰著《水竹居主人日記》第三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九十年八月，第三十六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