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新研所教授彭文正主持政論節目，教育部認定違法兼職，要求台大處理。台大乃要彭文正與電視台簽訂「產學合作」契約，以符合規定。新研所成立時標榜「產學合作」，是為引進沒有博士學歷的資深媒體人兼課，以實務經驗教授學生實務，不是方便教師在業界兼職。彭文正辭去教職，為爭議畫下句點。

大學教授地位崇高，政論節目則被視為「社會亂源」之一。二○一○年，中研院院士、前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批評「一流學者不會上電視，因為不會罵人。」引起討論。幾位常上政論節目的學者回應，只要秉持專業，有所堅持，上電視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並無不可。

二○一三年，《聯合晚報》發表社論〈政論節目少些又何妨〉指出，政論節目無益國民「身心健康」，失去了幫助民眾理解政治，關懷國家前途的功能，因此不要也罷。當時各界認為，政論節目的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使社會愈加兩極化，真相不清，分裂愈甚。學者雖自認立場不偏不倚，但上節目當「名嘴」，進入這樣的染缸，即屬不智，何況擔任主持人。

「名嘴現象」早已令社會多數人反感；評論者多流於情緒口水，甚至是「跑龍套表演」，賺取通告費，信口開河爆料，少有真知灼見。大學教授若天天上電視，「兼職」時數超過授課時數，形同以「名嘴」為本業，本末倒置。

名嘴「暢所欲言」，聲稱言論自由，多元呈現，但電視台常有既定立場與意識形態，節目因此染上政治色彩。常常露臉的名嘴，無論談什麼，不用看也知道他們會說什麼、怎麼說。遑論無所不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專業性令人質疑。有些主持人本身即有特定立場，主導討論方向，偏離了不偏不倚的新聞原則。《紐約時報》二○一三年討論社群媒體現象時，質疑「 放大了我們的惡毒」，政論節目恐亦復如此。

政論節目來賓有固定班底，節目性質變成志同道合者彼此交流，然後鞏固彼此觀點的「取暖場域」。政論節目每天播出，新聞有即時性，名嘴有發表評論的急迫性，往往做出快速評判，形成淺薄論述文化，嚴重斲傷了大學教授、知識分子形象。

知識分子是以知識力量匡正，但介入社會的方式，是靠專業知識而非口水。大學教授職責在教育、研究，不必然等於知識分子。但在電視政論節目當「名嘴」，頂著教授頭銜，反而使桂冠貶值，更不等於以知識力量影響社會。

胡佛所言「一流學者不會上電視」，各界或有不同看法，但電視公司找名嘴不難，沒有大學教授，也有各類資深媒體人。難的是找到真正的知識分子，提供專業知識，影響社會，改革社會。

《紐約時報》認為，社群媒體的匿名制，是惡意行為的「許可證」。除去偶爾有的生動，具啟發性的辯論，充斥著尖酸刻薄的話語，「社群媒體不會讓人更惡毒，但會讓每個人心中的惡霸天性暴露無遺。」

台灣的電視政論節目正有類似現象，台大新研所「產學合作」胎死腹中，實屬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