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the beach boys的California Dreaming，美好假日隨著夢想和飛機一起劃入藍天。夏天是用來浪費的，在海水浸透的細白沙灘上，澄紅渲染天際的落日前，和草木濃綠的度假小屋裡，就像候鳥一樣，人們在寒冷的時候向南方飛行……」，這一段文字是摘自羅夫葛瑞（Orvar Lofgren）《度假》一書中譯本的封底廣告文案，也是我多年來在職場上戮力於工作時的一個夢想。不論是白領或是藍領階級，凡是受雇的職工，依照勞基法的規定，通常一年頂多有二個星期的特休假日，包括任職於報社、雜誌社、出版社的編輯人員，依例亦是如此；於是對已度過長達十多年編輯歲月的我而言，就像該書封底文案另一句話所說：「旅遊的夢想占據了一年當中沒有在度假的其他五十個星期」。
然而，這一年當中僅有的兩周假期，也不能盡如人意地全拿來充做度假旅行用，以至於一九九八年教師節前夕我在《聯合報副刊》寫下的「作家生日感言」：「不惑之年像火車過山洞，下一站該是普羅旺斯，與妻女喝杯下午茶，曬曬發霉的心情」，好似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去普羅旺斯曬曬和煦的陽光，起碼要用掉二個禮拜的時間，對於那時朝九晚五還要半工半讀念學位的我來說，那能騰出這麼多的奢侈時間去盡情揮霍。
話說回來，那段「感言」其實是留下一點暗示的線索，原因是當時我在台大攻讀博士學位已四年有餘，未來拿到博士學位後，從編輯檯跳到講堂，棄編從教可期。真正可期的是要那一年加起來足足有四個月假期的寒暑假。我想像第一年進大學教書之後的頭一個暑假，一定要去踐履九八年寫下的「生日感言」。每回我去花蓮找以前任職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的老同事林宜澐抬槓時，總是對他後來跨行執教鞭的優渥生活心生羨慕，他主要的作品都是離開副刊之後完成的，想來這都是得力於他任教後所享有的優渥的休閒時間，他可以充分的思考，自在的寫作。
終於兩年後我也順利地拿到學位並進入大學黌宮，徹底地脫離我十幾年每天朝九晚五的編輯生涯。教書的第二年甚至停掉所有報紙副刊的專欄寫作。在大學教書，薪資不算微薄，可以不必再靠稿費增加外快收入，充做我購買書報雜誌的龐大花費之用。從此沒有寫稿的壓力，真是舒服之至，不消說出國度長假一事，光是每周不再有稿債那種「無事一身輕」的感覺，就讓人愜意不過。
現在我任職的佛光大學待教授不薄，給予我們教授每人一間偌大的研究室，從沙發、茶几、書架、電腦、冷氣……各式設備一樣俱全；落地窗一打開，遠山近樹入眼來，面海的一邊，俯看清翠的蘭陽平原，遠眺湛藍的太平洋，窗明几淨，美景盡收眼底。此時此刻在礁溪林美山上學校研究室憤筆疾書的我，怎能不為此情此景感動？原來教授生涯竟如斯美好。
真的是如斯美好嗎？非也。實情是———迄今我夢想中普羅旺斯的陽光還來不及去曬。就以這次的暑假為例吧，五月底六月初假期剛開始，便風塵僕僕地趕去星、馬開了兩場學術研討會，甭談之前為了趕寫論文的挑燈夜戰了。返台後接著看學生的學期研究報告（通常我規定要寫到至少一萬字），逐字逐句批改，花去半個月時間。然後開始準備並撰寫九月份開學以後學校舉辦的一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直到八月下旬才寫就。剩下的時間就用在下學期新開課程的備課上，到開學後仍沒搞定，只能騎驢看唱本。這當中更花了不少時間與我所指導的論文寫作的研究生討論，審閱其漏洞百出的論文。以前的編輯同事詢問我暑假過得如何消遙快活？啞巴吃黃蓮，只能用一個字形容———「苦」也。我頭一年執教鞭的暑假，情形也不比這第二年好過；至於寒假太短，中間再塞個農曆新年，要如何悠閒適意就不必想了。
按照現在的種種規定，大學教員的教學及研究工作並不輕鬆，教學有評鑑，升等要研究，兩項都不能忽略；而沒有博士學位的講師，有的還面臨升等或再讀學位的壓力，限期一屆未能完成，甚至要捲舖蓋走路。縱然如此，相較於報社、雜誌社或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大學教授的生活較有保障，薪水以至於福利亦較優厚；還有，雜誌社、出版社的總編輯有時尚且叫不動他底下的一位編輯，但在以教授為主體的大學校園中，不論是系所助教、行政人員，尤其是一般學生，對於他們都是恭恭敬敬的。至少是享有這種被尊崇的感覺，讓原來從事編輯工作的吾友們，不管有無拿到博士學位，先後一個一個都奮力擠進大學宮牆之內，前有李瑞騰、趙衛民、陳信元，後有向陽、焦桐、須文蔚等人。
從某個角度看，大學校園的確像一座象牙塔，它與社會尤其是民間低層較為隔閡，至少和一般編輯從事的傳播界相較是如此。別的不說，就以研究著作升等的科層體制之種種規約而言，它只會鼓勵教授們往偏狹、瑣細的研究路線鑽研，其結果往往讓費盡千辛萬苦完成的一本著作或期刊論文，沾滿灰塵永久躺在圖書館的書架上而沒有人再去翻動。這種情形在人文科學領域特別嚴重。學術研究確有其迷人之處，但它也像是一個碩大無比的黑洞，很容易便將知識分子的道德感、社會感吸捲進去，而難以脫身。我自己目前就感受到這個黑洞強烈無比的吸力。
包曼（Zygumunt Bauman）在他的名著《立法者與詮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一書中曾指出，現代性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是權充「立法者」（legislator）的角色，身為立法者的他，旨在透過對現實的理解為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改進設定藍圖，由此他要「載道」和「言志」。而身為一名編輯，在傳媒中往往居有這種「立法者」的戰略位置，他可以藉由書刊的編輯，達成「載道」和「言志」的目的，即便只是做為文化或文學傳播的一位守門人而已。古往今來不少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均和編輯工作結下不解之緣，編輯做為一種立法者，加上他們秉持的「如椽之筆」，成為載道與言志的知識分子，更成就他們的一番事業，以致興振衰起弊的社會功效。就拿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來說，從其掌門人馬克思本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編報紙）以下到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沙特（例如主編《新時代》刊物），都從事過有關編輯的工作。
我自己的領會是這樣子的：做為一名知識分子的編輯，不論他是任職於報社、雜誌社或出版社，不像做為學者的大學教授那樣在工作上、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報禁解除後，報社和雜誌社時不時就關門大吉），加上編輯的薪資不豐，社會地位不高，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未獲取學位成為大學教授之前，有必要利用他的戰略位置，以勤於筆耕的方式長期在媒體上曝光，以致成為媒體寵兒，將自己變成意見領袖或重要作家，發揮其影響力，以成載道或言志之立法者角色，當然，也藉此提昇其社會地位。例如身為編輯人的南方朔與楊照等人，即為這種立法者的代表，而我也懷疑，萬一哪天他們完成其博士論文的口試，是否還願意在文壇上繼續保有這樣的活力？大學教授的身分很容易就將做為編輯的專欄作家角色給抵銷掉。所以，我向來對於吾友蔡詩萍將學位棄如敝屣而堅持做為一名編輯人表示由衷地欽佩。
學院中人自然未必盡是「仙風道骨」者，譬如，以《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享譽知識界的貝爾（Daniel Bell），在他轉入學術界擔任教職後，並沒有把自己徹底封閉在象牙塔中而忘懷窗外的風塵世事，之前他任職於《新領導人》及《命運》雜誌社時，雖也勤於筆耕，惟其代表性著作都是他一九六○年四十一歲獲得博士學位（我正好與他一樣）之後始完成出版的，一九四八年以後的二十年歲月中，他總共寫了四百二十六篇文章，其中有不少還是長文；六○年代以後，貝爾的主要精力雖然投入學術生涯，但是做為編輯的才幹與熱情並未因此而消失。在台灣要找出像貝爾這種從編輯轉為「介入型」的學者，而還能扮演立法者知識分子的例子，委實鳳毛麟角。
轉而想想自己，就會感到汗顏。那個長久以來一直想將「沒有度假的其他五十個星期」再予縮短的夢想，始終縈繞於內心，久久不歇，或許這和迄今我尚未與妻兒曬到普羅旺斯的陽光有關吧！只是筆鋒寫到這裡，背後那個不該把筆擱下的聲音越發清晰可辨，終究讓我再次陷入長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