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菲力斯．克立澤

譯／駱俊安

圖／有樂出版社提供

我就是我自己。與奮發向上的正常音樂家們相比，我的生命更具有公眾的話題性，這一點是我無從選擇的。我變得顯眼，但卻是在人們的記憶中。有不少人希望我的姿態可以更積極主動一點，以便讓處在類似境況的人們，能得到某種引領的效果。然而，若假定自己是個可憐蟲、什麼都願意做、希望別人多幫幫自己，這便成為與人交流最糟糕的方式。有許多人，把「你們必須幫我」這樣的義務加諸在別人身上。依照我的觀點，這是錯的。

我認為，當人們認識了事情全貌，便能夠產生不同於過去思維習慣的作法，並且開拓一條新路出來：像我，就是一個能在天生條件與獨立自主之間找到平衡的生命個體，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因此得到過多的關注。

若是依照許多公益團體的想法，我應該更頻繁地擔任起模範生的角色。為身障人士進行的政治遊說需要更多的新面貌，以及有利於整合的優良範例，但仔細觀察下來，這多少都顯得有股譏諷的味道。對於這些慈善團體而言，我被迫扮演某種功能性的角色：「克立澤先生，我們即將有一個大型活動，我們希望您能夠協助我們做這個做那個……」卻從沒有詢問過，我是否願意為活動做這些事。鮮少有公益團體代表會徵詢我：「克立澤先生，您對此看法如何？有什麼是您覺得能夠做的？」這些人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他們自以為早就知道，我會提供何種訊息給他人。

他們若真的了解我的想法，便不會如此頻繁地要求協助。我的觀點在於：若是我想要透過這些機會發聲，就必須再次站在舞台前，然而這可能是錯的。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正常的生活，因此便不該讓自己成為某種模範。因為，唯有自己先將自己視為正常，才能夠要求社會也如此這般看待你。

別再消遣身障朋友

有許多人和我身處在一樣的局面裡。他們不會錯過公開談論身障問題、或是把該問題擺進焦點的任何機會，雖然他們應該更深入地了解這件事。我認識許多身障朋友，他們把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到支持某公益團體的工作上，而該項公益的目的未必跟他們自身的想法相契合。

若是他們沒有這樣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政治遊說活動，他們可能會是化學家、幼教工作者或是畫家。而且目標應該完全不同，亦即過著一個非身障者想過的正常生活。我始終認為，這樣的信念是極其重要的。

「哈囉，我在這。看哪，我什麼都辦得到！」這種吸引公眾目光的開場方式，與我的信念全然相違。當我站在舞台上，並不需要有人特別指出：哪些是我具備的、哪些是我欠缺的、哪些是我能做的、哪些是我擱置一旁的。反正到最後，人人都會看清這些東西，這樣也就夠了。因此，最讓我恨之入骨的是，要求我在某個節目中進行三分鐘的演出，並且還得在攝影機前保持開心笑容，活像一隻在跑著滾輪的老鼠。這真是令人憤怒。

這樣的活動，一而再地在我身上展演著，這回是周年慶，下次則是某個慶典。在參與慶典時，我必須像是個衣著體面的服務生在演奏音樂，以便加深別人對我的同情。這種對身障議題膚淺、庸俗的處理方式，我絲毫不敢領教。

更糟的是，人們還會透過這類事物來煽動大眾的情感。「他的生命是艱困的，但是他挺過來了。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這種表達方式完全無益於問題本身。事情總有不可能做到的時候，無論付出多少努力，我都難以成為屋頂建築工人或是世界手球冠軍。

但必須說的是，我有些批評或許相當激烈，但原則上我並不會拒絕或阻擋這些公益團體要求的公關事務，只是會時常視個別狀況而定。一旦我留意到，該團體不僅僅對於我的知名度感興趣、對於我個人也是；或是問到我的立場為何，而且我的觀點能夠在活動計畫中呈現時，我會準備好貢獻一己心力。此外，在實踐上必須符合我的哲學：我是作為一個人參與這些活動，並不是擔任活動看板。

（摘自《音樂腳註：我用腳，改變法國號世界！》，有樂出版）

作者簡介

菲力斯．克立澤

（Felix Klieser）

一九九一年出生於德國哥廷根（Göttingen），十三歲時就進入漢諾威音樂大學學習法國號。曾在拉圖（Sir Simon Rattle）、凡薩戈（Mario Venzago）、戴維斯（Dennis Russell Davies）等人的指揮下演出，並曾為搖滾巨星史汀在德國的巡迴演唱會伴奏。二○一三年首張專輯《遐思》（Reveries）甫問世，便得到高度評價，並贏得德國二○一四年「回聲古典音樂大獎」（ECHO Klassik）的年度新人獎，獲得各方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