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明勇（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圖／劉敏華

森林歷史久遠，不論東方和西方，其森林思想史皆可上溯兩千年以上時間。而林業史是人類認識森林、介入森林與利用森林的過程史，近代工業革命後，森林命運與變遷的主導權大部落入新起工業國手中，工業國森林思想偏執有效的計畫利用與實踐，短暫近百多年，卻快速地改變森林面貌。

十九世紀中葉，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變革轉向新起工業國，一八九五年，臺灣像個沉默的玩具落入日人手中，變成了殖民地，日人以武力帶著近代權力與知識入境，重新編造殖民地的文化守則和生活秩序，其所思索的是，如何向被殖地挖掘養分用以餵補帝國欲望。

強國之路，奉行殖產興業，殖產部門的任務是，深入整編被殖地整體殖產的細節，化為供養帝國的新興財富。而被日人視為「森林國」、「日本版圖內山林寶庫」與「本邦唯一的熱帶林業地域」的臺灣島成為明治中葉日本帝國唯一位於亞熱帶與熱帶的殖民地，日人占領之年，其在臺殖產部門隨即總綰了臺灣森林的林政與林學。

深藏著殖民者欲望

近代殖民帝國大致以殖民地森林的控制，視為完成殖民地整體地理的統治。在殖民者眼中，殖民地森林是欠缺近代知識尺度與利用不完熟的領域，因此，如何將其權力工具與知識力量介入殖民地森林，達到深切控制，進而轉化為可用的「帝國盆栽」，幾乎是近代殖民者共守的技術。

這項技術操作的前提，必須將被殖地森林畫定一個可理解的知識範圍，如此，森林史的書寫便成為必要的基礎工作。這樣的森林史編制，其構造本身就是一個殖民工程，被殖者的森林在殖民者編制歷史的過程中，其主體性與撰寫規格同時遭到具「書寫權」與配備「異文字能力」的殖民者寫手剝奪了。

殖民者重新書寫被殖者森林歷史的動機，並非意在學習被殖者的森林看法，而是要以其知識構築歷史書寫的正當性，宣示傳統在地居民近代知識的薄弱，由此轉移被殖者森林史存在的目的。

森林作為殖民地存在的一環，是殖民者利用欲望之所在，循著這樣的殖民工程脈絡，作為被殖者森林的靜態「森林史」名稱與文化內裡，便不是殖民者首要理解的知識範圍。殖民意在利用，新的被殖者森林史寫本，是必須符合殖民者自我治理規格與可利用的政治手冊，因此，覆蓋著近代知識外貌並深具利用性格的「臺灣林業史」，深藏著殖民者欲望，成為臺灣森林史的殖民書寫了。

弱化島民歷史地位

一九一七年三月，四十歲的賀田直治編寫完成《臺灣林業史》，總計一百二十八頁並一份附表，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印製出版，是臺灣近代首部官方林業史著作。

賀田直治是嚴謹的林業技術官僚，臺灣近代林業、林政重要奠基者。一九○二年，二十六歲的賀田自東京帝國大學林學科畢業，同年擔任宮內省御料局技手。隔（一九○三）年即受臺灣總督府林業相關事務囑託，赴德、澳、匈牙利三國出勤林業調查，一九○六年渡台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技師，正式成為在台林業技術官僚，一九一一年即任當時臺灣最高林業試驗機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林業試驗場」首任場長，《臺灣林業史》完成之時，即在場長任內。

《臺灣林業史》全書分兩編六章，遠古至清的森林史僅十三頁，賀田在這很小的篇幅裡強調，島上人民與山林的傳統關係建立在非知識的風俗禁忌領域，如此去知識化、去主體性的書寫，徹底弱化了島民的森林史位置，試圖將臺灣島整座山林的變遷史，歸化納入日本近代林業史的篇章，並畫定成日人能理解的知識範圍。

賀田直接將清國以前臺灣林業史概括稱為「漠然的狀態」階段 ，亦即在日治之前臺灣林業史不論實業政策或學術發展皆漠然未明。他甚至直言「臺灣林業是一八九五年領台後由日本統治所創設的」，其用意只在說明當臺灣山林移管於日本政府之手後，方才具有近代史的意義。

一九一七年三月《臺灣林業史》出版，四月，賀田以罹患慢性瘧疾症及神經衰弱症病因辭官轉赴朝鮮，結束其在台十二年重要的林業技術官僚生涯，留下這本堆砌著近代殖民治理技術與繁複統計調查數字的臺灣林業史殖民書寫本。賀田的林業史寫本，為日本殖民者建立了被殖地臺灣森林殖民書寫的整體規格，同時以近代知識之名，以殖民書寫之權，將傳統臺灣人的森林風俗認識驅散成非知識可據的游離觀點，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