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多半為了追求「美好」生活，總是辛苦過活，甚至惶惶終日，不得歇息。但也有人似乎天生比別人多了一隻慧眼，多了一分文思，能洞悉世人的苦楚，用他們的精湛文筆點化它，進而幫人找到生命的出口。他們就是作家。今天要介紹的人物是小說界的奇葩——桑德斯。他有天才怪誕作家之稱，亦是公認的「最傑出的英語短篇小說家」。日前，他的短篇作品集《十二月十日》問世，再度以引人入勝的故事切中時弊，引發讀者共鳴，讓人瞥見跳脫生活困境的契機。



生命軌跡 從鑽油工到文學家

作為作家，桑德斯（George Saunders, 1958-）起步甚晚，但他先前的豐富人生閱歷卻提供了創作的豐沛資材，甚至提煉出他獨特的寫作風格，證明「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成長經歷

桑德斯成長於芝加哥南部郊區，在那度過了愉快的童年。他的父親先後在芝加哥和德州開過餐聽，母親為全職家庭主婦。他在科羅拉多礦業學校念地球物理工程時，父親的餐廳遭祝融，舉家遷往新墨西哥另起爐灶。他的父親轉行，從事石油鑽井平台二氧化碳的回收工作。

礦業大學畢業後，桑德斯去一家石油探勘公司求職，被派駐到蘇門答臘島工作，當個鑽油工，也因而開啟他的生命視野。當時，他們上班四周，休兩周。休工的時候，桑德斯就飛往附近的城市遊歷，結果見識到亞洲受苦受難的貧窮百姓；比如，有一回在新加坡，半夜走回旅館時，在一個半夜尚在施工的坑洞旁駐足，發現裡頭盡是老婦的身影，還在為五斗米折腰。這段亞洲經歷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沒想到從印尼回來後，桑德斯也親嘗窮困潦倒的滋味。他空有大學文憑卻一時找不到工作，愛上一個女孩，卻因身無分文，坐困愁城，後來勉強找了一分粗活，掙到了「使人免於丟臉的錢」，但最後還是黯然神傷地結束了這段沒有未來的戀情。他將這段挫敗的感情經歷寫下，刊於《紐約客》，奇妙的是，也從此開啟了他的寫作之路。

作家之路

桑德斯後來因一篇《浮物屋內的秩序大亂》的小說進入雪城大學寫作班，於一九八八年畢業獲得碩士學位。念寫作班時，桑德斯與同學寶拉相識相戀，後來共組家庭，兩個女兒陸續報到。為了避免「貧賤夫妻百事哀」，桑德斯攜家帶眷地搬到羅切斯特，在一家環境工程公司擔任地球物理工程師，並撰寫科技文章，以養家活口。這份工作除了讓他無後顧之憂地安心創作，也練就了其獨特的寫作風格：精簡、毛骨悚然，剝去一切外衣，只留下事物的本質。

從一九九四年起，桑德斯開始獲得一些獎項的肯定，在文壇上已小有知名度。一九九七年，獲母校雪城大學之邀擔任研究生寫作課程教授；教書之餘，創作不輟，包括小說和非小說類。

二○○六年，桑德斯獲得麥克阿瑟獎及五十萬美元的獎金，同年又獲古根海姆學者獎，讓他大獲鼓勵。今年，他是筆會／馬拉默德短篇小說獎（PEN/Malamud Award）的贏家，以肯定他的藝術成就。先前獲得此殊榮的作家有索爾‧貝婁（Saul Bellow）、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響叮噹的文學家。桑德斯也是今年《時代》雜誌的百大影響人物之一。

時代之聲

桑德斯並不多產，自三十七歲發表第一部小說集《衰敗時期的內戰疆土》（CivilWarland in Bad Decline）以來，總共發表了四部短篇小說集、一部中篇小說和一部童書《小魔怪黏巴達》，以及一部報告文學體的非小說《腦死擴音器》（The Braindead Megaphone）。儘管作品不多，但各個都是鏗鏘有力，抓住時代氛圍，凸顯資本主義的荒謬，而且叫好又叫座——包括最新作品《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

桑德斯的第一部作品的電影拍攝權已由喜劇泰斗班‧史提勒（Ben Stiller）買去，準備假以時日拍成電影。目前，他與妻子住在紐約州安尼昂塔郊區，潛心修行寧瑪派佛教。


關於新作 蟄伏在困頓中的曙光

桑德斯的作品多以挖苦、諷刺的筆調呈顯現代人的生命苦楚，且不忘提出他對現代人價值觀的道德質疑。新短篇故事集《十二月十日》，也不例外。

錢財憂心、階級焦慮充斥在這部作品集中，沉甸甸地讓人喘不過氣。比如，作品《山普莉卡女孩日記》（The Semplica-Girl Diaries）以一個四十歲中年男子的日記形式展開故事；這個男人因無法讓自己的孩子像他們的同學那樣過奢華生活，而自慚形穢，不時向神祈求：「神啊，請再多賜給我們一些，讓我們飽足吧。」他的階級焦慮讓他在日記中不時透露對有錢人的厭惡，因為「我們雖不窮，日子還過得去，也算是幸運了，但有錢人卻讓我們不登大雅之堂。」而為了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給孩子們帶來歡樂，這位愁苦的父親雇用了幾位來自第三世界的外勞，即標題的「山普莉卡女孩」。

另外一個故事裡，有個哭窮的男人好不容易成為樂透彩券的贏家，卻因迷信會遭致厄運，使家庭陷入混亂，而隨即將彩金揮霍殆盡。另一個故事中的男人則陷入別種災難；他有幾位親戚嗷嗷待哺，因此一直期盼有個工作升遷，好讓他的手頭寬裕些，沒想到就快夢想成真時，他居然將老闆的醜聞說溜嘴，結果即將到手的「好運」就這麼飛了。

這類希冀飛黃騰達、卻毀於自己的愚蠢、衝動等不智行為的小人物狂想又幻滅的故事，在《十二月十日》中層出不窮。這些故事中的主角儘管身處困頓，卻非無望。

比如作品《小狗》（Puppy）裡的女人，擁有一個極不快樂的童年，後來她長大嫁作人婦，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開始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暖時，卻看到一幅駭人的景象。當時，她帶著自己的小孩去買一隻小狗當寵物，結果卻看到有個小男孩被拴在某個屋後院子，就像條狗那樣。她看了男孩一眼，像在訴說：「你的生命不會一直如此；有一天，你的生命也會突然開出美麗的花朵，就像我現在一樣。」


作家身影 黑匣子的生命醒轉

許多成功的人都是跟著感覺走，桑德斯也不例外。他彈過鋼琴，曾憧憬當個音樂家，但後來發現自己不夠激情，不過卻擁有自由創作的能力，便「感覺」自己會成為作家，結果「順理成章」地如願以償。不過，他的「感覺」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憑有據，因為他經歷過的一切其實都內化為他的生命哲學，不得不藉由手中健筆一吐為快。

死裡逃生的經歷

十多年前，桑德斯與死亡擦身而過。當時，他坐在返家的飛機上，突然一聲誇張的怪響，好像飛機遭小貨車攔腰撞上。他故作鎮定地不當一回事，繼續翻閱雜誌，沒想到又一陣怪聲，機艙還冒出黑煙，乘客們開始尖叫，旁邊的小男孩轉頭問他「機上情況是否正常」，當下，他感覺「長久以來屬於自己的肉體就要在此交差了」，對於男孩的問題，他只想到一個「不」，其他什麼都想不起來，與他先前以為自己面對死亡時會從容以對、平靜度過最後時刻的光景大異其趣。不過，他後來還是回過神地安撫男孩，並與機上乘客一起「等死」。

結果，各種緊急救援設施就位，卻沒派上用場，因為他們後來安全降落在飛機跑道上。原來他們當時九死一生，是因飛機撞上一群大雁。儘管當下他嚇出了一身冷汗，但他發現後來的幾天世界變得出奇的美好，還想到「如果可以就這麼一直過活，隨時警醒眼前的一切終將成為過往雲煙，就很美妙了」。

透視生命的本質

或許有過與死神近距離接觸的經驗，桑德斯對於死亡反而坦蕩，視其為生命的催化劑，於是在他的作品中不時安排死亡議題，而且讓它變得擲地有聲，以凸顯生命的尊嚴。而在面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和宇宙的浩瀚時，他發現人本主義的有限，於是會於小說中安排一些死後的戲劇化情節，探討生命更深的內裡。

不過，桑德斯的文學造詣主要還是來自他在資本主義下的生活體驗。資本主義讓他發現芸芸眾生都墮入「有意義活動的無盡循環」：

「我看見，如果你身無一物，那麼美國就會悄悄上你的身，以一種很特殊的方式。這種方式並不粗魯，只不過，你得每天上十四個小時的班……必須在那個小隔間裡上班，否則就會蒙羞。霎時，宇宙充滿道德內涵，而我則強烈感覺到自身能力的局限……頓時，荒誕主義不再只是一個知性的抽象，實際上成了現實主義。你能看見錢在生錢，你能看見錢可以買來安心舒適。」

創作的最大目的

除了見識資本主義的血盆大口，桑德斯也看到了藝術的救贖之道。多年前，他在亞洲工作的空檔時分，讀到馮內古特的《第五號屠宰場》，沒想到當時讀得一知半解的文學巨著，在多年後，讓他茅塞頓開：「我開始將藝術理解為某種黑匣子……作者想往盒子裡面放什麼都行，重要的是，在進入和退出黑匣子之間，讀者身上是否發生了什麼不可否認的、絕非平凡的事……《第五號屠宰場》似乎是在說，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可能需要這種從現實出發的藝術性脫節。黑匣子本意在改變我們。如果這種改變，通過使用虛構的、荒謬的材料，可以來得更猛烈些，那就用吧。」

實際上，桑德斯也確實在創作中將「黑匣子」的體悟奉為圭臬，時不時就用光怪陸離的情節、創新的風格形式，撼動讀者的感知，達到他創作的最大目的：「我想讓你讀我的書，這本書對你重要，並不是因為它可以提高你的文學素養，而是因為處於混亂中的你真正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