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開啟車門，導致機車騎士來不及閃躲受傷，台中地檢署檢察官因此認定，機車騎士受傷和粗心的父親有「相當因果關係」，父親顯然未善盡「注意義務」，依過失傷害起訴。

父母有管教與監護未成年子女之責，相對地，民法承認並給予父母有一定的「懲戒權」，但是刑法針對「有責性」部分的探討，強調的是「個人負責原則」，開車門的是在刑法上稱為無責任能力的人，依第十八條第一項「不罰」，頂多依民法可請求其父母連帶負賠償責任，檢察官竟然擴張解釋，認為父親必須代子受過，承擔刑事責任，此例一開恐天下大亂。

另外，檢察官把無知小孩開車門，和父親疏於教導之間，認定父親有「相當因果關係」，這在因果關係理論演進上，顯然是倒退至最原始的「條件說」，也就是造成這名孩童開車門的所有原因，都會和騎士受傷的結果扯上關係，都必須為之負責，形同「一人犯錯，株連九族」，十分可怕。

所以因果關係理論後來才推翻了「條件說」，演進到「風險理論」，父親雖然沒有把孩子教好，但製造並實現不被容許風險的人是小孩，而不是父親，當然不能罪及父親，充其量是民事賠償責任。

近年來，檢察官和法官愈來愈年輕，也有不再墨守一般法律實務或理論上「通說」的趨勢，以至於時有以個人獨門法律見解，作出的驚人起訴或裁判，讓社會譁然。法律的可貴在於安定性，所以才有判例，目的在「統一全國的法律見解」，俾使法界有一定的標準範例可遵循，台中地檢的觀念或許很新，卻是絕大多數法界人士不能茍同的論點，將來案子移送法院，只能依法判無罪。

筆者認為，檢察官身負篩選案件進入法院的重責大任，違反經驗和論理法則的起訴或不起訴，對社會都會造成影響，也讓人民質疑司法的認定標準，所以偵辦案件還是遵守一定的通則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