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日前以「台版急診室的春天，五千元救一命，醫界寶貴教材」為題，報導台大雲林分院急診室有位醫師，約六年前診斷一名病患是盲腸炎需要開刀，但病患是捆工，做一天領一天的工錢，由於不論腹腔鏡、傳統式剖腹開刀，不但有自付額，且須住院，病患不工作，家裡就沒錢，因而決定看社工室能幫忙申請多少補助金，再選擇治療方式，打了一夜抗生素。

這位醫師第二天在晨間會議，與同事談到此事，同事說「我們可以讓病人因病而死，但不能因貧而死，應先讓他開刀，錢再想辦法，大不了幫他出」，他有如當頭棒喝，走進病房塞給病患五千元，幫病患度過難關。

我看到報導甚有感觸。民國六十年，我初為人父，喜不自勝，但也慌慌張張，有一天兒子吞食不慎，患了急性腸炎，吃什麼拉什麼，連餵開水也拉水，送到台大醫院急診，醫師說須住院治療。

當時沒有全民健保，醫院要求先交住院保證金八千元，當天是周六銀行休息了，街頭也無ATM，只好求助於左鄰右舍，挨家挨戶告貸現金應急，有三戶人家伸出援手，得以交保證金；兒子經過五天的治療出院，我也還清借款。

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開辦，目的之一就是這位醫師當年同事所說的「我們可以讓病人因病而死，但不能因貧而死」，雖然這名捆工情況特殊，但基本上是讓病患先治療，十七年來，健保已成全民的公共財，為弱勢族群的「靠山」，因而大家支持健保，全民健康有保。

巫敏生（台北市

／前健保局副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