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經濟支柱因被害而死亡的家庭，處境究竟如何？協助受害家庭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去年底獲得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及校友會捐贈一筆為弱勢家庭學童課輔計畫的補助金，除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補助外，這一筆百萬款項對協會來說，不失為一場及時雨。

然而，以此捐款支付三十多個學童課後輔導的費用，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為何協會每年仍為了募款而煩惱？

協會基隆分會主委林弘說，當犯保協會接獲通報，表示有人因為被害而死亡、重傷（含家暴與性侵）、遭人口販運或職業災害，協會就會派人到被害者家中，提供經濟、法律、心理輔導、保險與後事處理等服務，在基隆，被害死亡七成以上為車禍案件，這些家庭普遍經濟有困難。

儘管地檢署會先依被害者家庭申請的項目補助，但地檢署是依社會局申請補助的標準審核，例如棺木價格、念經費，常與家屬申請的款項落差太大，家屬必須用其他社會保險金填補。

有的家庭本身有房產、投資股票，頓失主要經濟來源，無法維持生活、子女教育，卻不得申請低收入戶補助，讓家屬在事業、家庭上兩頭燒，以致親職教育產生問題，子女學業低落、自我認同感低、在校人際關係差，等於將孩子曝露在危險環境之中。

而這樣的環境，會提高被害人家庭子女被歹徒性侵的機率，可以說高風險家庭所處的環境，等於歹徒犯案的溫床，在得不到正常管道的資源下，犯保協會的存在與服務是協助他們走出困境的關鍵。

一對一輔導 成效顯著

犯保協會在各地針對高風險家庭或被害者家庭子女的課業輔導，大多數作法是開闢一個場所，將孩子集中授課，但林弘認為，將不同年級混在一班固然省時、省力、省經費，但成效不彰，他嘗試採一對一方式，幫助孩子找到新的出口，尤其這些幫孩子上課的老師，都是弱勢出身的大專生，更特別的，課輔老師可領鐘點費，這也是為什麼協會經費需求高的原因。

為何不招募義工當課輔老師，節省經費？林弘說：「我們都知道志願服務可以讓人成長、心靈更加豐富，但這些有經濟需求的弱勢學生，不能要求他們放下謀生的機會，無償奉獻，如果我們提供一定收入（時薪三百元），豈不一舉兩得，同時幫助兩個弱勢家庭。」這個計畫成果良好，儘管在基隆，接受輔導的國小至國中學童只有三十二個，但從最初他們的封閉自我、不願說話，到期待老師來上課、不再調皮、變得開朗的表現，讓犯保協會更有動力持續辦下去。

由於擔任課輔老師的大專生，本身就是救助對象，協會不會要求他們自掏腰包買禮物、鼓勵課業進步的小朋友，所以協會募老師鐘點費時，會順帶募集禮物，轉交給任教的大專生，再請他們送給小朋友。長期耳濡目染，這群大專生現在也會自發性地幫小朋友辦餐會，或者帶著他們參加社團活動，甚至尋求宗教力量，讓所有家庭成員都得到心靈平靜。

這些老師體會到社會上還有人比自己處境更堪憐，也想付出自己的愛；他們在課輔過程裡滿足了成就感，建立更多自信。

一對一課輔不僅耗人、耗經費，也很耗時！林弘指出，弱勢家庭連書房都是一個大問題，有時候協會要跟里長借辦公室使用，或在里民大會堂上課，也曾借過寺廟裡的空間，找地點花了很多時間。除了居家環境不適合學習，還得考慮老師的人身安全，畢竟個案家庭結構複雜，若對象是吸毒者，或家中常有其他親屬出入，都必須做防範與評估。

基隆犯保協會之所以重視教育這一環節，主要是發現弱勢家長管教子女的弊病，若未獲改善，則整個支持系統如同深陷泥沼。老師時常要和家長溝通管教方式，「大部分家長都用嚴厲叫罵方式教導孩子，例如有個小朋友皮得不像話，我們帶過去的老師換了一堆，後來才發現是媽媽管太嚴，小三的妹妹和念國中的哥哥都用叛逆行為在反抗，經過不斷協調後，兩個小朋友都不會突然發脾氣、不聽管教了。」

林弘說，協會遭遇的，都是社會悲慘的一面，但犯罪只是成長過程中的負面能量，需要社會各界幫助轉化，因此無論課輔計畫要協會同仁、委員花多大心力去支撐，都不會輕易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