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真正的友誼，畢竟是超功利的。正因為如此，重義輕利的人，才會把友誼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友誼才會成為體現真愛之所在。

首先，友誼重於金錢。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金錢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錢，一切可以用錢買的東西，一切值錢的東西，一切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都可以為友誼而輕易捨去，「萬金寵贈不如土」。當年，孔子要他的學生顏回和子路談自己的志向和願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用壞了也不可惜。這其實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國人的共同心態：自己的金錢財物，只要朋友需要，儘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麼，只要自己有，也絕無吝嗇保留。

這就和西方人不一樣。

西方人把友誼和金錢分得很開，不要說朋友借貸，便是父子借錢，也要立字據，打收條，認為這才是尊重人格。因為西方的人際關係，是「契約關係」，非立約不足以規範。

中國的人際關係，則是「情感關係」，一立約，便見外，會「傷了感情」。所以朋友之間借錢，很少打借條，甚至諱言「借」字，而說「只管拿去用好了」。

朋友之間，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因此在語言表達上，「友邦」、「友軍」也要比「盟邦」、「盟軍」更親切。

朋友有難，本當救助，豈有吝惜財物之理？梁啟超云：「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連至親和仇敵都「與朋友共」，況乎錢財？

不但金錢財物，便是功名利祿、官爵職位，也可以為朋友捨去。比如司馬遷，便正是因替李陵辯護，不但丟了官職，絕了仕途前程，而且被下獄問罪。其時，李陵已然降敵，司馬遷的辯護，並於事無補。

戰將降敵，不要說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便是一般「愛惜名節」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馬遷卻寧願冒著天大風險，為並不在面前的「叛徒」辯護，這就非「知心」而不可為。司馬遷在《史記》中，但凡寫到為友捐軀或忍辱負重的人物，總是那麼動情，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外，如趙國虞卿為救魏齊，而自解相印；中牟縣令陳宮為救曹操，而自棄官職，都可以說是「重義輕利」的豪舉。

不但金錢財物、功名利祿、官爵職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為朋友捨去，甚至連自己的親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為朋友犧牲。

在有名的「趙氏孤兒」故事中，程嬰為了「報恩」，以親子代替被追殺的趙盾之子，冒充頂死

；公孫杵臼為了「友情」，又代替程嬰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嬰之子一同死於非命；韓厥為了「正義」，冒險放走真正的趙氏孤兒，然後自殺滅口。這三個人，便正是孟子所謂「捨生取義者也」。

這種為恩情、友情、正義或情義而不惜獻身的行為，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春秋時代齊國人北郭子，家貧不足以養母，曾求助並受惠於齊相晏嬰。

後來晏嬰見疑於齊君，只好出奔他國。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對朋友說，請把我的頭放在竹籃子裡，交給齊王，就說晏先生是天下之賢者，他一走，齊國必亡。與其眼睜睜地看著國破家亡，不如先死！說完自刎而死。

北郭子的朋友為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也為了與友人「同生死，共患難」，又自刎以託付旁觀者，終於驚動齊王，親自坐上驛車去追回晏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