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叫楊貴的楊逵，生於一九○六年。自小學六年級起，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課餘幾乎把全部精神投注在課外讀物上，往往看書至天亮，昏昏沉沉帶著睡意到校上課。

一九二二年，楊逵考上台南二中（即今天的台南一中），成為該校第一屆新生。對於學校課業依舊興趣缺缺，但著迷於課外讀物，也由於課外讀物引發巨大的求知欲，促使楊逵決心前往日本求學，這一決定不僅改變了楊逵的命運，也影響了他日後的生活。

自一九二四年八月赴日本，至一九二七年返台，前後三年的東京生活，楊逵嘗到人生中最艱困的滋味。回想當初離開台灣，一方面是為了求取更多的知識，一方面則是為了逃開父母早已安排好的婚姻生活。未料到日本後，因為參與由學生所組成的「工人考查團」，讓他對於原本感興趣的文學藝術，失去了應有的熱情。

他到淺草地區一間寺廟考察貧民區，那裡擠著許多等待派遣的工人，他們共處於寺廟的地下室，天氣很冷，但他們只有單薄的衣物可以禦寒，楊逵算是真正見識到社會黑暗面與現實壓迫。

現實壓迫同樣發生在楊逵身上。由於家裡不再寄錢過來，加上遭遇經濟大恐慌時期，使他過著身無分文的日子。往往一天只吃一餐，且是以番薯果腹。後來，在玩具工廠找到一份工作，卻因飢餓而雙手發顫，頻頻遭到壓模機軋傷手指。

由於工作不穩定，再度失業之後，楊逵便跟著學生組織四處演講、發傳單，宣傳資本主義的罪惡、喚醒工人的政治意識；另外還參加讀書會，也曾與朋友組織新文化研究會，鑽研馬克思主義。

這段期間，經濟困窘逼使楊逵不斷找工作，以打零工度日，包括送報生、臨時郵差、水泥工等。當時已在行醫的二哥勸他改行讀醫，但他對醫學全無興趣，一心一意思索如何以行動救世。

事實上，回台後的楊逵積極參與農民運動，多次被警方逮捕，也因為農民運動而結識了妻子葉陶，兩人隨著農民運動到處奔走、共患難。一九二九年二月準備結婚當天，兩人在台南文化協會支會被捕，從台南一路押解至台中監獄，途中兩人手腳被銬在一起，「彷彿是一次最親密的旅行」，楊逵說。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間，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取得勝利，遂對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加以破壞，楊逵頓時失去了思想實踐的舞台，卻也成就了抗議小說〈送報伕〉，該作品於一九三四年獲得東京《文學評論》徵文第二名（第一名從缺），時年二十八歲的楊逵乃是第一位進軍日本中央文壇的台灣作家。

楊逵認為寫作不能只停留在「藝術王國」的層次，還必須寫出人們的生活以及對出路的尋找，除了反映時代，還要進一步帶動時代，他的寫作路途即是依循此信念，無論是〈送報伕〉、〈無醫村〉、《鵝媽媽要出嫁》等，皆透露他所懷抱「走在時代的前頭」這樣的主張。

一生致力於農民與民族抗日運動，楊逵即使在一九四九年因為發表〈和平宣言〉而被判刑十二年，皆能從容不迫地面對現實，一如他筆下的人物「不是不會失敗，只是在失敗中不喪志」。也一如一九七二年，復出台灣文壇所發表的〈壓不扁的玫瑰〉，他確實讓我們見證了「人道社會主義者」的鬥志與壓不扁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