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十一歲，父親逝世於湖南湘鄉，寡婦孤兒，母親帶著我西行入川投親。
在辰谿，幸得舅舅友人之助，搭上了兵工廠拆遷西運燒煤油的老爺車，一個大鍋爐捆在車上，人和行李就都縮在鍋爐裡。下雨天聽著雨打鐵爐，叮叮咚咚，倒也詩意；大太陽時可就不妙，名副其實的「掛爐烤人」。車行中動彈不得，就只能流著汗苦捱。

押運的「領班」一家子隨行，有個二十來歲的兒子，衣領、袖口都繡著花，很考究，一雙小亮眼經常飄移，頭很小，常使我想起「獐頭鼠目」、「小頭銳面」這樣的形容配上他倒是恰當。獐頭大少帶著他懷孕的姘頭，挺著個大肚子，也穿草鞋走路（老爺車是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回，停車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的那種，所以我們常被趕下車來走路）。好多次我看見大少向她要錢，又看到她珍重裹在花布裡的鈔票捲似乎愈來愈薄；禁不住替她擔心，等一捲鈔票用完，她良人的鼠目會不會反目？

獐頭大少原是有妻的，那是一個面有菜色、瘦弱的女子。她沉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另結新歡，料想不到的是連她的委屈順應竟也換不到苟安。就在第三天車隊暫停小鎮的夜裡，這可憐的媳婦竟被他的領班公公下令驅逐。那晚上很冷，我看見她下跪、哭求，領班冷酷地搖頭擺手，獐頭大少高舉木棍趕打，無奈的她拎著個小包袱（裡面或許有幾件換洗的衣服，又或有一點口糧），孤伶伶地出門，投向茫茫的黑夜。

稍停，在屋裡的人全聽到她在寒夜裡淒苦地叫喊：「救命！救命呀！」屋裡的司機們正興高采烈地賭著錢（戰時的司機最神氣，那是「馬達一響，黃金萬兩」，交通不便，他們帶黃魚乘客的外快收入可觀）。所有的乘客都低著頭，無奈的沉默，我知道大家都不忍，又都無力。我激動握拳，而母親也就只能擁著我撫慰。我當然也知道，母親的身上也就只有薄薄的那幾張紙鈔，必須小心才能挨到重慶，實在是有心無力。

已經是幾十年前的回憶了，但那淒苦的求救聲迄今仍然清晰，真盼望她能絕處逢生，但又明知十分渺茫………　

（本專欄隔周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