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受擅長木雕佛像的先祖父———李墻先生的影響吧！我從小就喜歡雕刻。

用小美工刀或八仙刀東刻刻、西刻刻，家裡的竹椅上、木柱上、門板上乃至於洗石子的扶梯上都曾留下我輝煌的戰跡。

記得小學三、四年級時，在家門口的泥地上，摶著泥巴學著捏祖父的神像，神像的衣紋花樣全都用小刀刻出來，媽媽曾告訴我：「當時，只要路過的街坊鄰居都會說這小孩一定是李墻的孫子。」

其實，我會使用篆刻用的平口刀刻印，是大三那年，在已故篆刻家曾紹杰先生的篆刻課堂上。曾老師幫我們在三重一位打鐵師傅那裡訂製刻刀，並親至印材行為我們購置印材、印石，及不同型號的砂紙，辦起事來，如同他的治印，無不周詳妥貼。曾老師原是學會計，在台電任職，對於數字錙珠必較，換算成印面刀刻的線條，則分釐不差，字字如布算，端整謹嚴，不可侵犯。他曾為故總統蔣介石伉儷治印。

曾老師治印的這些特質，都沒能在我身上受教，因為他患有六千度近視，每當他示範刀法或修改同學們的印章時，便會取下他的深度眼鏡，一頭栽下，伏在桌面，鼻子和印面只剩下不到三公分的距離，也因此，我一直無緣欣賞到他的刀法與篆法。一整個學期下來，都只能望著他童山濯濯的後腦勺，著急不已。

他很少誇獎我，頂多一句「還可以！」更多的是「蹩腳！」用一種極為濃重的湖南口音。所以，當時我對篆刻未曾有過好感，更提不起興致。雖然如此，至今我仍對曾老師一絲不苟的治印態度懷著無限的敬意與仰慕之情。

文大藝術研究所畢業後那幾年，常在小魚家和大學同學們聚會，當時小魚的刻印已小有名氣，因為好友之便，經常和他促膝深談，通宵達旦，所以常有機會揣摩他寫印奏刀，從中體悟不少篆刻之美之妙。

之後，我雖然也刻了一些自用的名章與閒章，但都生澀稚幼，反而常在毛筆筆桿上、硯台上、果核上或者文鎮上刻字，刻一些自己喜歡的字句，為此曾辦過一次展覽，竟也意外地被知名或不知名的朋友們全數收藏。同樣是刻字，這時期，我選擇印章框邊之外的海闊天空，對於篆刻印面內的邊角限制，我仍生畏懼。

一切都在我接觸佛法、抄寫佛經、念誦梵唄之後，才有不可思議的改變。

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五年間全家移民澳洲，我讓自己沉澱下來，抄誦佛經兩年，光是寫禿了帶去的六十支狼毫筆，便可知其數量之龐大之可觀。又返台之後，在華梵大學任職十年中，得緣親炙曉雲法師，追隨她修習禪法，並為她撰寫〈曉雲導師禪畫欣賞〉專欄，得窺禪畫密境堂奧，也開啟了我水墨禪畫創作之旅。

前後六年完成五十篇專欄撰寫後，又為佛光山星雲大師的《人間福報》撰寫禪宗公案五年，因為文章的需要，大量地繪製禪畫，又因為畫面的需要，強迫自己刻製禪畫的字句閒章，偶爾將文字並小沙彌搭配在印面上，從此，以小沙彌造像為主，結合禪語佛偈，或以禪語佛偈為題，融入小沙彌等造像，便成為我的周課，乃至於日課了。

經文篆體書法和經文內容以小沙彌為主的圖像並置，壓縮了畫面的空間，所以印面變得非常擁擠，所有的線條，因此極窄極細，朋友都誤以為是微雕，使用放大鏡，但事實上，我只用肉眼，所謂「方寸現大千，芥子納須彌」，製作難度之高，可以想見。但因為有趣，又別具意義，所以過程還算順遂，只是回憶起當初大學時，學印的「蹩腳」不堪，只求應付了事，前後相較，不甚欷歔。

當然，民國六十一年大學畢業以來，我長期都專注在畫畫寫字，至於篆刻，只算是兼差，偶爾為之，根本不當一回事，而今竟為了餬口，篆刻幾乎成了當前的專職，此又更不可思議了。

二○○九那年冬天，第一次，我選擇了佛經中最短的經文———《心經》，完成了經文與小沙彌圖文並置的五十四方印章，在台北佛光緣美術館展出，並為好友收藏，展出期間，又為另一位好友之託，再重刻一套，與其結緣。再有一位好友獲悉，則囑為刻製另一部佛經———「大悲咒」，經文較長，計八十四方印偈，工程更大，更為艱巨。這套《大悲咒》是在今年（二○一○）十月初刻就。兩部《心經》、一部《大悲咒》，合計共一百九十二方印章。

關於經文的圖像詮釋，我本著「筆墨當隨時代」的創作態度，創造稚真的小沙彌作為經文中，佛禪真如本心的象徵，使其更貼近現代人較能接受的形象，避開傳統佛經以古裝的菩薩為主角的刻板印象；再者，我以禪宗旨要「於行、住、坐、臥中入於三昧地。」將小沙彌安置在同我們眾生一樣的空間裡，或行、或住、或坐、或臥，隨緣自在。穿梭於我們熟悉的塵世國土裡，使其更貼近現代人的生活，避開傳統佛教經變圖中陌生遙遠的彼方。

佛法講「緣起」，這是本次「佛經篆刻展」的故事緣起。沒有人能在這緣起的大網之外，獨自成就功德、獨自成就事業，所以我要感謝的是成就這份善緣、成就我的已故雙親，感謝他們無怨無悔的放任與寬容，更要感謝妻兒多年來的全力支持與鼓舞，最要感謝的是已故敬愛的曉雲法師對我生命的啟迪與禪學教誨，還有，眾多好友們諸多的掌聲和提攜，謝謝大家！阿彌陀佛，合十。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