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單位」為基礎，「家天下」為模式，「家倫理」為機制，這就是「家本位」。不過，社會制度的建立基礎是家庭，社會價值的計算標準卻不是家庭，也不可能是家庭，而是官位、官職和官銜，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是隨處可見的。比方說，開會的時候，官大的人坐台上、坐前排、坐中間，官小的人坐後排、坐兩邊，不夠級別或沒有官銜的人坐下面。這時，一個人的氣質、風度、才華、能力等等是不予考慮的。

說話時，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講話」，沒有官銜的叫「發言」。這時，他們講的內容如何，是否真有學問和見解，或者是否真有意義和價值，也同樣是不予考慮的。似乎只要「官」大，就一定本事大、學問多、眼界高、見解獨到深刻。

甚至一些學術單位，在考核業績評定職稱時，也以論文發表單位的行政級別來衡量其價值。國家級刊物發表的，得分就高；地方級刊物發表的，得分就低，可見，官，確實是社會價值的計算標準。

官本位的思想，也是老早就有了的。早在西周大封建時，便已確立了以爵位的高低來規定諸侯國大小的原則。

比如宋國「公」爵，晉國「侯」爵，曹國「伯」爵，莒國「子」爵，許國「男」爵。它們的國君在官方正式的史書（如《春秋》）上，便分別被稱為「宋公」、「晉侯」、「曹伯」、「莒子」、「許男」，各自的爵位都毫不含糊。這時，他們的國力是否雄厚，他們自己是否有領導能力和領袖風采，也是不予考慮的。

至於楚國，因為是「荊蠻」，血統不夠高貴，來歷也不明，所以其國君只能稱作「子」。

其實楚君早已稱王，國力也相當雄厚，但按照官本位的邏輯，他也只能是「子」。儘管「官」比他「大」的某些公、侯、伯們（如魯公、宋公、曹伯、滑伯、滕侯、杞侯等）見了他，不要說「子」，只怕連「孫子」都不如，但在官方的史書上，楚王也仍然是「子」。

官為什麼會成為本位呢？就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中國傳統倫理是一種等級倫理。內外、親疏、長幼、貴賤，都是等差，也都是級別，縱橫交錯，不勝其煩，很需要有一個簡單明確、一目了然的統一標準。

那麼，用什麼來做標準呢？用「君」是不行的，君又貴又少，再說也沒人敢攀比；用「民」也是不行的，民又賤又多，簡直不成標準；只有「官」最合適，官，於君是臣子，於民是父母，人數不多不少，地位不高不低，而且序列分明等級森嚴，承擔這一任務，也就責無旁貸，當之無愧。所以，中國不會有「君本位」，也不會有「民本位」，而只會有「官本位」。

官成為本位，還因為「公私不分」。既然無分「公私」，便只好或代之以「內外」，或代之以「官民」。官，不僅意謂著「正式」，也意謂著「高級」。比如學名叫「官名」，普通話叫「官話」，「官道」也就是「高級公路」，而高級艙位就叫「官艙」。因為「官方」也就是「公家」。依照群體意識，「公家」總比「私人」好，當然要用「官」來作「本位」。

官一旦成為本位，成為身分地位的標誌，則無論與官有關無關，也要千方百計的扯上瓜葛，自己給自己「加官晉爵」。比如妻子要討好丈夫，便稱其為「官人」；店伙要討好顧客，便稱其為「客官」。

同理，在日常社會交往中，但凡對方有所職司，也一定要把它當作「官銜」來稱呼，以示尊敬。比如「張會計」、「李出納」、「王過磅」、「劉記帳」之類，真是不倫不類。

最有意思的是獄中犯人對守衛戰士的稱呼，喚作「班長」。蓋因班長兵頭將尾，介乎官兵之間。將戰士喚作班長，就既可尊其為官，又不違背事實，真真妙不可言。

官銜既然如此重要，只要有條件，人們也就都想「弄個師長旅長當當」。所以，明明是學術職銜，也要換算成行政級別，比如相當於正廳或副處。單位也一樣。級別高，單位就「大」；級別低，單位就「小」。不過，這裡的「大小」，並無關乎職工人數、占地面積、經費設備和房屋車輛，而主要是指「行政級別」，所以叫「官本位」，如科級局、縣級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