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時可見對於作為訊息傳遞中介的媒體的有關討論；尤其是屢次發生媒體因過度或錯誤報導，造成當事人權利受損，甚至於生命受到傷害，我們才警覺到：媒體已成為它自身必須檢視的首要對象。也的確，每當類似事件一發生，批判的聲音即自各領域喧騰起來，但很快便隨著下一個事件，而淡出螢光幕與眾人的討論場域，像是用過即棄的事物，我們轉而追逐其他更新鮮且引人好奇的消息。那麼，是不是就不再需要討論呢？好像也不是；如果說媒體在當代社會中已經成為觀看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有如窗口，那麼倘若髒汙歪斜了，維護的責任還在我們這些閱聽者。

愈來愈熟悉的一個場景是這樣的：當揭露了某一事件時，為數眾多的媒體，便挾著「觀眾有知的權利」這不知由誰建基起來的信念，出動採訪車，針對現場，包圍、駐守、壓迫、揣度。我們愈來愈習慣於這些怪異奇形的新聞：謀殺、竊奪、家庭糾紛、情殺、亂倫等等，像是一部部粗製濫造的Ｂ級片。偶爾，我們幾乎要和劇中人同喜同悲了，它們是那樣撩撥著觀眾對於生活的想像；但是如果後設的觀看：那個作為觀看者的我們，和媒體人物的距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興起「那些狗屁倒灶的事，究竟與我何干？」的困惑吧？於是，每次看到當事人緘默無語，記者提高分貝又一次提到觀眾有知的權利的質問之時，總是讓我聯想到政客所言「為了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利益」般，有一股非常非常想要闖進現場，對他們（記者或政客）咆哮：「別隨便把我算進去！」的衝動與無奈。「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媒體自由和公民意志，在台灣社會確實已被高度扭曲。

那樣的新聞場面也讓我回想卡夫卡於《審判》的開場：「一定是有人陷害約瑟夫．Ｋ，因為他並沒有犯錯，卻在某晨被捕了。」整部小說，就是在敘述Ｋ如何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不知觸犯何罪，生活被全面侵入、干預剝奪，最後走上行刑場的過程。此情此景，竟然那樣貼近我們身處的社會：許多人因為未審先判的輿論壓迫，和實際生活的壓力，而走上自我毀滅；那時，鎖定著媒體快訊而起舞的觀看者──我們，是否正如同《預知死亡記事》中的村民，冷淡疏遠地目擊一場媒體與小市民的纏鬥。但是在這樣一個瘋狂於追逐訊息的時代，每個人都有可能無端走上Ｋ的命運：如果某一天晨起出門，突見採訪鏡頭對準自己，而無數的麥克風塞在我們面前，也不是太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於是，在訊息氾濫的時代，最重要的事，已經不再是如何獲得、生產資訊，而是如何揀選、面對資訊。但是我們又能扮演何種制衡的角色？最讓人覺得弔詭的是：我們的輿論透過媒體（如民意論壇）以檢討媒體，但其中究竟又有多少是經媒體特意檢選，而使視聽者感到是掌控媒體者的錯誤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