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中村元

在當代的日本佛教學者當中，中村元教授可以說是一位備受推崇和敬重的偉大學者。

1912年生於日本島根縣的中村元博士，是東京大學教授，也是《廣說佛教語大辭典》的主編。他的學識廣博，思路清晰深遠。有一次，我到日本參訪，同行者都出外參觀了，我一個人留在旅館裡，打開電視，正好看到中村元教授和另外一位學者正在談論生死問題。從八點鐘開始，連續講了三、四個小時，都沒有間斷，我靜靜地聽他們講說，雖然未能全部了然他們言談的內容，但因為所談的都是關於佛教的生死問題，所以還是聽得出一些端倪。

我只感覺到兩位老教授，是那麼樣的安然、從容，一點火氣都沒有，一點激動的言語也沒有，各自敘述著對生死的看法。只是很可惜，假如我能通達日文的話，一定更有收穫。

1981年，我也曾邀請中村元教授到佛光山，為叢林學院的同學上課。像中村元教授與水野弘元先生等這許多日本學者，都是以僧侶自居。尤其，他的身材不高，就和中國一般所謂的「小老頭」差不多；這麼形容他，實在說，我是有所失敬，但是，他身材雖然不高，卻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令人深為崇敬。

中村元教授雖是研究印度原始佛教的專家，但由於對佛教有堅固的信心，所以從不會因為是學者的身分，就隨便議論佛教的長短，總是站在一位信仰者的立場，維護佛教的尊嚴，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平川彰

另外，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彰先生，在日本也是偉大的佛教學者之一。他1915年生，日本愛知縣人，曾在佛光山參加過多次的學術會議，也為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上課。

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法與緣起》，並表示願意將全部著作及版權交給佛光山翻譯和出版，實在說，很感謝平川彰先生對我的信任。有一年，他擔任「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來台訪問團的團長，一抵台灣，首站就直奔佛光山；對於他對推動日華佛教交流的熱心和友誼，我也全力陪同接待。

平川彰先生非常關心日本佛教的發展，記得1996年，佛光山舉辦第一屆「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開幕典禮時，他致詞說︰「佛光山是以佛法實踐和教化為中心，如何將佛法弘揚出去，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在日本，發生奧姆真理教事件，真理教信徒均自稱自己是佛教徒，日本民眾也不覺得奇怪，這是日本佛教對戒律的實踐、戒律的奉行欠缺所在，值得日本佛教徒反省。」

靜觀而內省，平川彰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學者。

有一次平川彰先生來叢林學院授課，要返回日本時，我們的學生為他準備一包切好的木瓜作甜點，他在機場吃了一塊，覺得台灣的水果實在美味，讚不絕口。他的學生助理大概覺得手上拎著水果嫌其麻煩，就說：「那老師吃完再上飛機吧？」他說：「不行，我要沿路吃回日本。」他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我之所以提出這幾位日本學者，是基於他們對佛教的信心、日華的友誼以及本身的道德修養，因此特別提出一說。當然，在日本還有很多優秀的教授，如鎌田茂雄、前田惠學等，也都是很難得的學者。不過，當前這許多老教授幾乎都凋零了，希望現在日本新一代的教授們都能再加油。

話說回來，我之所以和這些日本教授有因緣，是由於早期佛光山的年輕人，大多是到日本留學。那時候，要想研究佛教，唯有到日本去才比較容易。但是後來歐美、中國等地，研究佛學日益興盛，留學的區域範圍才又再擴大。

金知見

除了上述幾位日本學者，先後與佛光山結下深厚法緣以外，韓國的金知見教授，也曾經在佛光山協助辦理「國際佛教學術會議」。他對學術會議的流程安排，非常老練，不須費力張羅，便能展現應有的水準。尤其，他把佛光山當作是自己的道場一般，對於分內之事，可以說做得完備周詳。

金知見教授，生於1931年，他具有足夠的條件，可以成為一位國際佛教的學者。因為他超越門派之見，超越國界之外，擁有高度的國際觀。一個韓國人，能夠這樣不分國家、不分教派，在眾多學者當中，也算是少有的人物了。

透過他的關係，佛光山和韓國也結下了不少緣分。例如，我和韓國曹溪宗的三大道場：代表佛寶的通度寺，代表法寶的海印寺，代表僧寶的松廣寺，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誼。我想，學術會議的舉辦，他應該功勞很大。甚至於後來，東國大學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彼此之間的訪問不斷，這些必然也都與最初金知見教授的因緣有關係。

另外，由於金教授的介紹，來自韓國的李仁玉小姐，於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曾住在佛光山。大學畢業後，在國際佛光會服務過一段時期，還一度擔任副祕書長。

佛光山的徒眾依恩，也是因為中韓佛教的友好關係，特地到韓國東國大學留學，後來取得碩士學位。到現在，佛光山上每個月從韓國來的團體，仍有八團、十團之多，可見得學術會議播下的種子，只要經過時間的推移，總有一天，都會長出纍纍果實。

除了我和日本、韓國學者的因緣以外，印度的穆克基、斯里蘭卡的阿那努達、義大利的桑底那等，也都曾在本山做過短期的講學，甚或長住多年。但是，那時候因為我忙於開山，彼此也就少有交流的機會。不過，現在回憶起來，他們對本山的教育也都深有貢獻。首先，我就從穆克基教授說起。



穆克基

（Biswadeb Mukherjee）

1980年，我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請，到該校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那時，我除了讓慈惠法師在文化大學執教，並且從印度請來了幾位教授，講說「印度文化」。其中，穆克基教授，是德國哥廷根大學（Gottingen University）博士，精通梵文、巴利文，更通曉中文，是印度國際大學（Visva-Bharati University）的中文系所主任，可說是難得的師資。

之後，我又邀請他擔任英文佛學院的教席。在本山一住多年的他，曾在佛光山開山二十周年時，寫了一篇文章，表達對我們的評價，其中寫著：「佛光山在全面現代化的同時，仍成功地保持傳統的清純道德與精神價值，從樸實、誠懇和施捨中，肯定永恆的道德規範；從不求舒適、不求享受的簡樸生活中，實踐了真正的苦行；更從禮拜、服務、禪坐活動中，修習真實的智慧與無我的悲心，發揚了慈悲、和平、善美的宗教特色。」從這些話，讓我覺得，他確實已經看見佛光山的內涵。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