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開墾校地

有一段期間，教育部限制私立大學的設立，讓我要成立大學的願望，又無法進行。雖然在開山後第九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佛光山辦了普門高中，但我還是感到不能滿足，我一定要為佛教辦一所大學。直到政府再度開放民間辦大學，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教育部也同意讓我先定名，於是我就取名「佛光大學」。本來我要把大學設在高雄，當時也承蒙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積極地為我們尋覓校地。他很熱心，連春節都不放過，一有時間，就來陪我在高雄四處尋找適合的校地；甚至，他幫忙我把高雄縣議會議長及議員都邀約來佛光山，讓我來請他們協助，同意我在高雄能有一塊地來辦學。

當時的議長吳珠惠對我說：「現在辦學校找校地，沒有政府來協助或補助的，這些都是需要自己購買的。」我說：「購買可以，不知道哪裡有校地可以讓我們購買？」他回答我說：「在仁武，現在的老人仁愛之家附近（現在國立高雄第一科大校區附近）。」不過，他說土地要三萬塊一坪。我一聽這山坡地要三萬元一坪，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聽錯，辦個大學是需要三十公頃土地才可以辦學的。不過我估計，即使我傾家蕩產，把佛光山都給賣了，也買不了大學一半的土地，我覺得辦大學又沒有希望了。

又過了不久，宜蘭礁溪鄉鄉長陳德治先生對我說：「礁溪有一塊校地，你如果要來辦學很歡迎，這裡有六十公頃，只要兩億元就可以，可以讓你購買辦學。」我一聽，這是很好的機會，想想，北有佛光大學，南有佛光山，這樣也是很好。我如期前往探勘陳鄉長說的那塊土地，那是一片山坡地，都是樹叢森林雜草，從哪裡到哪裡，我哪看得出來呢？我也不管它好不好，就胡亂地先把它買下來再說了。所以，我就用兩億元接收了這片六十公頃的山林，也就是現在佛光大學的所在地。

可是，當時台灣對於山坡地的管理、水土保持等條例都有許多嚴謹規範，我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而且也花了十多億元，進行水土保持及大地工程，設涵洞、建橋梁等等；政府一直還不能讓我通過可以進行地上物開始興建的審核，因此，地面上的一磚一瓦都還看不到。然而，辦大學風聲一出去，不斷有人問我：「大學呢？大學呢？」我實在無力回應，也很難回答。好比過去日月光集團的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曾經拿了五千萬元要讓我辦大學，我說：「不成，等我要辦的時候才可以接受。」他說：「不能，到了你要辦的時候，萬一我沒有錢，就拿不出來了。」我說：「不行，你捐了錢給我，我大學還沒辦好，你要問我大學在哪裡，我交不出來。所以，等到我要辦的時候，我才可以接受你的心意。」

永不退票

一九九六年，剛好有一位黃中天先生，向教育部申請在嘉義辦了一所南華工學院，已經有了建設許可登記證明，他說，他要讓度給我，只要我去建校就能開學。我聽了也很興奮，心裡想，這樣也好，北部的佛光大學，就先讓它慢慢的跑行政流程做環境保護的申請；南華的這塊校地，也有五十餘公頃的土地，而且已經有了執照，我就先接收下來。校地旁邊還有一些農地，於是我們就用佛光山的名義先把它買下來，等到將來大學要用了，我們再捐給大學使用。於是，我們簽約接辦了南華大學。

由於接辦的時間點，剛好在春節左右，我們就再向教育部申請進行大學招生，希望在同年秋天啟教開學。就這樣子，我一下子開辦兩所大學，在那個時候，真是備感吃力。當時，教育部收到我們要在秋天開學進行招生的申請，馬上派了次長前來視察。他說：「你這裡，一個教室都沒有看到，要想在九月開學，你在做夢啊？」我說：「次長，只要你肯得成全我們，對於校舍的建築，以及九月開學的招生，你儘管放心。」他回答我說：「我還是不能相信你。」

儘管如此，校地有了，校舍也開始動工建設了，但當時我們並沒有校長的適合人選。後來，聽人介紹，時任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的龔鵬程先生，是一位優秀的人才。我一聽，也不認識，就在高速公路上，打了一通電話給他，跟他說：「你能來當南華大學的校長嗎？」他聽到我這樣子的邀約，也非常歡喜爽快的答應，我們就這樣，在電話裡面敲定了校長人選。

另一方面，我心裡也想，雖然教授師資難求，但即使來了很多教授，對於我辦學的理念，大家也不盡然認同與了解。所以，我就對龔鵬程教授說，我們先從研究所辦起吧。

是年九月，南華的校舍、教室、圖書館等，一個大學所需的基礎規模完成了。於是，我邀請當時副總統連戰先生的夫人連方瑀女士前來剪綵啟教。南華大學終於先行開學了，這讓我對萬千盼望並且幫助我辦大學的信徒、功德主，所謂的「百萬人興學委員會」，有了些許的交代。

說實在的，那時候我還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心情，尤其想到我一心要為佛教辦大學，佛光大學的建設卻遙遙無期，一直為了水土保持在行政程序上糾纏不清；現在，有了這個機會，我想先把南華大學辦起來，也可以對社會、對信徒、對有心於教育辦學的功德主，有了承諾上的交代。因為我一生講信用、不退票的性格，我覺得要給社會、要給一同努力的工作人員信賴，我想「信用」在管理上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