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慧如

1981年上映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題材是男主角詐騙高層幹部，被識破，自殺。電影結尾，男主角劃破動脈，沾取鮮血，往牆上塗抹一行字：「假如我是真的」。

世上哪有那麼多假如呢。事過境遷的各種徒勞假設，往往出於當事人既沒膽量說實話，也沒環境說謊話，時移勢易，悔之晚矣，於是蹭在事實和虛構的邊界，寫下混淆真假的道理。

假如我是真的，我們早該學到：對別人隨興的問題，應該回應他提問的動機，並按圖索驥，尋思對方暗黑的思路鏈，而不執著在問題本身。多年前一位朋友，穿著印有公司英文簡寫字母的背心，去自然科學博物館站崗當義工。事前他備妥各個展館的資訊，準備供應不時之需。一天下來，絡繹不絕的問題卻總歸兩個，沒有任何問題和他準備的展覽資料有關。這兩個問題是：1.「你們家股票現在還能買嗎」；2.「廁所在哪裡」。

假如我不是真的，我必定避免在公共領域裡談論私事。我寧可戴上面具，依不同時空決定他人在哪種光線下看待自己；我該樂於奉陪那種已經參與的聚會中，每個人眼睛睜得很大、挨得很親密、美顏開到最強的照片；我當儘量學聰明點，隨時向身邊的女人獻媚，稱讚她們漂亮，以便一石二鳥：既表現自己的風度，又保持和別人的距離。

假如我是真的，我多希望光明是全人類的免費禮物。但是發明電燈的愛迪生在兩百年後讓我們了解：所謂歷史，從來計較誰占有光芒，卻掃蕩了光本身。當年，愛迪生算計改進直流發電機的特斯拉，促使人工光明按瓦特計價。最終，特斯拉親手撕毀所有發明專利，老命直接登出。人類文明畢竟偏好殺就殺、埋就埋、標籤化的指證，因此，愛迪生被推向神壇，特斯拉長年是電動車的背後靈。

假如我不是真的，我就應該明白，對詩人寫到詩裡的話，沒有必要較真，何妨做到像馬斯克說的：「與其作一個悲觀的旁觀者，不如做一個樂觀的參與者」。對於文學作品中看似隨手拈來的奇觀，不如當作變色龍的小把戲，正好讓讀者對照雲遮霧掩的過去，觀察紛亂複雜的當下。

現實是：所有的「假如」，都建立在「自己到底是塊料」的夢幻認知上。現實是：做律師的希望你被告，做醫生的希望你生病，修車的希望你車子壞掉；只有小偷，小偷希望你永遠榮華富貴。「假如」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現實是：「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

假如我是真的，我將再次出發，像一粒飛揚的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