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張玉潔　

飛天樂舞，菩薩低眉，絢爛的敦煌令無數學者痴迷於此、皓首窮經。而孫儒僴獻給敦煌的禮物，卻如大漠的顏色，悄然融入千年的風沙與光陰之中。

百歲的他鶴髮童顏、儒雅風趣，自稱「老孫」，網名「白鬍老頭」。自一九四○年代從天府之國來到大漠敦煌，他終其一生「危崖千窟遊」。他曾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首任所長，負責的加固工程讓荒廢約四百年的莫高窟告別了坍塌的風險。

在莫高窟邂逅印象派

一九二五年冬，孫儒僴出生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個鄉紳家庭。父親一生積善，母親小楷寫得好，哥哥愛畫山水，姐姐會彈風琴。

「家裡和睦溫馨，常常彈琴奏樂、歌聲不停。家鄉有條清澈見底的河，周圍綠樹蔥蘢，我時常想起這條河。」一開口，孫儒僴還是濃重的鄉音。

如今他住在甘肅蘭州。房子不算新，但很乾淨，陽光灑進來，屋裡亮亮堂堂。家裡種了很多花，掛了很多畫。牆上還掛著他填的詞〈訴衷情〉，一手隸書古樸流暢：當年萬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宕泉坎坷尋夢，危崖千窟遊……短短幾句詞，凝練了他的敦煌人生。

孫儒僴在抗戰烽火中度過了求學生涯，從四川省立藝術專科學校建築科畢業後，又在重慶當了一年技術員。一九四七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長常書鴻前往四川藝專，為這個成立僅三年的新機構招募人才，並指定要一名學建築的人才。得知這一消息，這位看過張大千敦煌壁畫臨摹展的青年，決定去闖蕩一番。

從天府之國到大漠敦煌，迢迢四千多里路，孫儒僴與同伴輾轉各類交通工具，花了整整二十五天。一路樹木寥寥，愈走愈荒涼。經過一個叫「甜水井」的地方，他掬起一捧水嘗了嘗，又苦又澀。

一九四七年九月，孫儒僴歷經艱難、抵達敦煌，眼前黃沙漫漫、戈壁寂寂。次日天矇矇亮，他迫不及待地去看洞窟，想揭開一路的懸念︱︱莫高窟究竟長什麼樣子。

那時的莫高窟滿目瘡痍。從崖頂飛瀉而下的流沙磨蝕著這座千年藝術寶庫，積沙甚至高達四、五公尺，封堵了部分窟門。

幾乎沒有窟外棧道，上洞窟要靠蜈蚣梯爬上去，從牆壁穿孔而行。孫儒僴從一個窟穿進另一個窟，彷彿穿越歷史的殿堂。「牆壁上畫滿了佛、菩薩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我不禁納悶，這不是歐洲印象派的畫嗎？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開窟了啊！」

作為研究所第一位建築專業人才，孫儒僴很快忙活了起來，開始測繪木結構窟檐，臨摹壁畫中的古建築。「莫高窟唐宋時期的五個窟檐，我都做了測量，把窟檐本身和窟檐上留存的彩繪畫下來，並標注了部件名稱。有學者認為這是珍貴的資料。」

那時的日子很清苦。天旱風沙卷，住土房，喝鹼水。臨摹的毛筆禿了，就拿小刀削尖再用，連顏料也是自製的。這些年輕人還要薅草、割麥子、餵牲口。

「我們不講工作時間，白天搞業務，晚上點油燈練習線描。冬天很冷，從洞窟搞完測繪回來，手凍得通紅，晚上整個人蜷進被子裡，只露出鼻子通氣。我學著用羊毛捻線，用筷子削成的簽子織襪子。到了周末晚上，大家圍爐談笑，有時一起唱歌，很溫馨。」孫儒僴回憶。

長期保存的關鍵措施

行走莫高窟，九層樓巍然挺立。若非留意，很難關注到由細小礫石築成的洞窟外立面。它與環境渾然一體，摸上去有些粗礪。這項半個多世紀前的工程，讓莫高窟告別了坍塌的風險。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如今，工程看起來樸樸素素，不喧賓奪主。」孫儒僴說。

敦煌壁畫令人驚歎。但在孫儒僴眼裡，其貌不揚的石窟建築同樣意義重大。「壁畫塑像的載體是石窟，石窟一垮，什麼都沒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敦煌隨絲路興衰。公元四世紀至十四世紀，古人在鳴沙山的崖壁上，陸續開鑿出密如蜂巢的洞窟。但自明代嘉峪關閉關後，莫高窟漸漸損毀坍塌、屢遭破壞偷盜。

一九五六年，孫儒僴同國家文物局派出的專家一道，在莫高窟首次開展試驗性加固工程。

「石柱支頂危岩，再由石灰砂漿砌築。工程是可逆的，在施工中我們也是這樣嚴格實施的。」孫儒僴說，當時他不僅要設計方案，還要參與施工。

一九六三年，加固工程全面啟動。運用現代工程技術對石窟進行保護加固，並無先例可循。經過反覆商討，工程計畫採取「用支頂結構支撐危岩、用重力擋牆防止岩體坍塌、刷除突出懸崖的危石」等方法。

孫儒僴擔任甲方代表，還代理過監理工程師。「我天天往洞子上跑，沒有節假日，把渾身的力氣都用上了。」

在施工過程中，孫儒僴有意識地保留了一些古代遺址。「比如第四百二十七窟的宋代窟檐，古代也有挑出來的木質棧道，父親特意保留了這一塊。現在從下層洞窟抬頭看，就能看到。」孫儒僴的女兒、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孫毅華說，一些因為施工原因無法保留的，便將壁畫整體揭取，待擋牆修完後進行回貼。

工程考慮了完整性、協調性。如加固過程中，工程封閉了早年為了通行在洞窟上鑿穿的孔洞。牆面抹上砂漿，再撒上礫石，看起來就有了和當地岩體相似的質感。

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歷時三年多，在幾乎不通路、不通電的條件下，莫高窟崖體加固的三期工程基本完工。加固崖面全長五百七十六公尺，涉及三百五十多個洞窟，占當時莫高窟洞窟總數的七成以上。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說，這次大規模加固，讓瀕臨坍塌的洞窟脫離險境，是確保莫高窟長期保存的關鍵措施。

未竟之夢 也是夢想的起點

對於人、對於事，孫儒僴總是保持一種清醒的寬容。「我始終保持著寬容的心態，這樣才能活到這個歲數。如果不把那些遭遇甩掉，而是在心裡翻來覆去地想，就會成為一種毒素。沒有人一生不犯錯誤，寬容別人就是寬容自己。」

二○一二年，太太李其瓊去世。「老伴，老來的伴，也是我的一半。失去了一半，我的傷感是一時的，孤獨卻是永遠的。」孫儒僴說。

李其瓊是公認的臨摹敦煌壁畫數量最多、水平最高的畫家之一。兩人是四川藝專的同班同學，因不喜建築，她又退學考上了重慶西南美專的西畫系。

如果沒有孫儒僴寄出的一封信，她恐怕不會遠赴敦煌。信是這樣寫的：流沙對莫高窟的侵蝕已經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它的瑰麗與神祕有一天可能會消失，而我就是要讓它消失得慢一些……

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是一場與時間比耐心的漫長守望。對畫家而言，創作就是生命。但敦煌的畫家卻放下珍貴的創作機會，終其一生甘於寂寞、對壁臨摹，跨越千年時空，與創造敦煌的、無名而偉大的工匠產生深深共鳴。

在整理遺物時，孫儒僴發現了她收集的資料、做練習的小畫片等。二○一四年，敦煌研究院匯集這些材料，舉辦了《心燈︱︱李其瓊先生紀念展》。

在展覽開幕式上，孫儒僴說：「光照千秋的敦煌藝術，如火炬般點燃了李其瓊的心燈。這盞心燈照著她去追求探索，照著她走過艱難險阻，也照亮了她藝術的一生。」

這何嘗不是孫儒僴的內心獨白？敦煌文化又何嘗不是因一代代人的真愛而延續千年、永保青春？

二○二五年底，當代莫高窟人給老先生過了個百歲生日。孫儒僴的一句話深深感動了在場的所有人︱︱「儘管我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我從沒有後悔過。」

當天下午，建築歷史、遺產保護、文物科技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還圍繞「敦煌石窟建築保護」召開了一場學術會議，共同探討石窟建築保護的理論、方法與未來方向。

孫儒僴對莫高窟建築的關注與研究，也激發了青年學者的熱愛。在他曾工作的保護研究所，一批「八○後」、「九○後」建立了建築規畫研究室，繼承與拓展他所開創的研究方向。這是孫老尚未完成的敦煌之夢，也是青年一代新的夢想起點。

新華社港台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