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張玉潔

漫漫黃沙，寂寂戈壁，莫高窟和守護著它的人們遍歷這裡每一個寒暑春秋。七十六年間，一代代知識分子遠赴大漠深處，接續守護莫高窟，瘡痍之地逐步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

初心不悔為敦煌

他裹著羊皮大衣，頭戴老農氈帽，呼吸的熱氣迅速結成冰花，蜷縮著像是「沒有生命的貨物」。西去敦煌時，常書鴻還不到四十歲。在此之前，他是留法九年的藝術家、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教授，西裝筆挺，風度翩翩。塞納河畔的一本《敦煌石窟圖錄》讓醉心油畫的他為中國藝術傾倒。

一九四四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大漠中創立。那時，莫高窟已荒廢四百餘年。流沙從崖壁頂部傾瀉而下，上百個洞窟被掩埋。壁畫大塊大塊跌落，砸爛在地上。

破廟當辦公室，馬廄做宿舍，水裡的泥漿澄清了就拿來喝。最可怕的是孤獨。帶病的同事含淚對常書鴻說：「我死了以後，可別把我扔在沙堆中，請你把我埋在泥土裡呀！」

初創者接連離開，妻子也棄他而去，常書鴻卻初心不悔。「我如果為了個人的一些挫折與磨難就放棄責任而退卻的話，這個劫後餘生的藝術寶庫，很可能隨時再遭劫難！不能走！」

段文杰、孫儒僩、歐陽琳、李承仙、史葦湘……在常書鴻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學生告別優渥的生活，奔赴大漠。舊照片見證別樣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襯衫的男孩，乘坐的卻是一輛破舊的木輪老牛車。

他們幾乎用雙手清除了數百年堆積在三百多個洞窟內的積沙，修建了千餘米長的圍牆。臨摹缺紙就用窗紙自己裱褙，毛筆禿了拿小刀削尖再用，連顏料也是自製的。

一個冬日的下午，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馬競馳走進院史陳列館，在小院裡回憶起幾十年前的生活：這裡養過雞，那裡理過髮，聯歡會上的歡聲笑語歷歷在目。「沒人喊苦，也沒人叫窮，日子就是這麼過的，大家高高興興工作。」

勇擔重任扛大旗

起初是白手起家鬥流沙。到了一九八○年代，莫高窟人面臨的課題則更嚴峻。有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他們怎能甘心？

中國大陸將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段文杰重任在肩。沒有高談闊論，他只說守著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為。「要靜下心來，埋頭苦幹，最後讓成果說話。」

一個初冬的早晨，馬競馳去段文杰的房間，看到他一口氣吃了六個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釋說：「梨解渴頂餓，不用下來上廁所，在洞子裡能一直待到太陽偏西。」為了臨摹一幅《都督夫人禮佛圖》，他翻閱了一百多種資料，摘錄了二千多張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一九八○年代，滿懷愛國心的一代莫高窟學人奮力拚搏，用豐碩的學術成果扭轉了「敦煌學在國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軌國際。去年辭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長李最雄曾回憶：「段老深知文物保護工作的艱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必須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的捷徑。年輕人被送出國深造，光是去東京藝術大學的就達七十多人次。」

一九九八年，年近六十歲的樊錦詩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退休的年紀，她卻重新站在了起跑線上。

遊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不讓看不行，看壞了更不行。哪能一味想著門票和鈔票？」於是，莫高窟在大陸的文化遺產地之中，率先進行文物數字化探索和遊客承載量研究，「數字敦煌」項目讓莫高窟「永保青春」成為可能。

她說「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便推動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畫》。在她的持續呼籲下，甘肅制定專項法規《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莫高窟有了「護身符」。

與科技企業合作

敦煌變得年輕可愛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古絲路重鎮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絲綢之路孕育了敦煌。我們在歷史中尋找未來，以文化交流促進民心相通。」故宮博物院院長、敦煌研究院原院長王旭東說。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爾吉斯……敦煌研究院的學者一個個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自美國、日本等國的研究人員扎根敦煌，循著古老壁畫探尋文明交流的印記。

二○一九年十一月，大陸首個有關文物保護的多場耦合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長時間降雨、降雪、颳風等自然條件得以在實驗室模擬。「文物保護進入深水區，要攻關的都是難解決的問題，研究要向縱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郭青林說。

敦煌也變得年輕可愛。新一代莫高窟人攜手科技企業，讓敦煌文化以流行音樂、遊戲、漫畫等形態「飛入尋常百姓家」。

做了二十多年講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黨支部書記宋淑霞「轉換賽道」設計起研學課程。「孩子們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進壁畫修復現場，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種子能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說，回顧研究院七十多年歷程，發展的根本在一個「人」字。前輩奠基、大家關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護、研究、弘揚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願更多高端人才走進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尋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