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錦郁

作夢也沒想過，我竟然會去胡士托，還去了幾次。

胡士托（Woodstock）位在美國紐約上州，從甘迺迪機場出發，要開好幾個小時的車程，算是一處偏鄉，可此地在流行音樂史上，卻赫赫有名，起因一九六九年八月，這裡曾舉辦為期三天，後來因雨延期為四天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3Days of Peace&Music）。這場史無前例的音樂祭典，有三十二組音樂團體參與演出，還有超過原先預期雙倍數的四十多萬遊客，過量的遊客湧入，導致現場周圍道路癱瘓，有些人甚至棄車徒步前往。

前來的觀眾有帶著孩子的家庭、情侶、年輕人，以及無數的嬉皮。他們在越戰過後的太平歲月，認同用「愛與和平」的精神來對抗高度發展的資本社會，他們想用擁抱來分享彼此的溫暖；用音樂沉浸夢幻中。三十二組樂團在這三天日以繼夜的演唱，以〈Dona Dona〉一曲膾炙人口的民謠歌后瓊拜雅（Joan Baez）上台的時間便在半夜三點多。

這場音樂節前來的人數超多，造成購票進場的人數失控；演出過程中有歌手爆紅，也有臨取消如巴布迪倫（Bob Dylan），由於太多突發狀況，活動在媒體持續發酵曝光。事後，發行原聲帶，拍攝紀錄片，也出版了相關書籍，成為搖滾樂史重要的轉捩點。

二○○九年國際知名導演李安將該音樂節事件拍攝為《胡士托風波》電影，而我也透過這部電影，才對當年的胡士托音樂節，有比較多的了解。雖然稍微的了解，不過彼時胡士托對我而言，仍是一個遠在天邊不相干的陌生地。

人生有時的際遇，往往在事後回首，才會發現它的不可思議。

二○一五年，我在因緣際會下，跟隨一些不熟悉的法友，從台灣飛往紐約，目的地是位在胡士托附近的噶嗎三乘法輪寺（KTD），到那裡上為期一周的佛學課程。我前往的因緣是，前一年在台北隨友人見過九十幾歲的KTD老住持堪布卡塔仁波切；另一巧合是當KTD發布針對華人弟子開課的訊息時，我正準備離開工作二十年的副刊編輯工作。過往因緊密的編輯作業，我幾乎無法請長假，那時心想：離職後能到紐約上課，是一個轉換空間和心情的好時機。

胡士托位在KTD山腳下，從這裡轉往寺院的山路，沿途都是山林，罕見人煙，沿著彎曲山路來到山丘的最高點，即是寺院所在。寺院是一座隱在林間的藏式建築，兩層樓高的主殿被三面的平房所環，平房有餐廳區、住宿區，還有一間小巧的書店。除了信眾外，這裡鮮少有遊客，只偶爾有登山客出現，因為寺院山門對面有一條登山步道，可以登向遼闊的國家公園。

因為課程緊湊，一起前來的法友們幾乎沒人去走登山步道，但大都會抽空走進林間一條幽靜小徑，這條小徑通往上方的一個小湖，行走其間，踩在從樹梢篩下的陽光，甚為愜意。湖畔一方有個天然的平坦石塊，常見有人在上面打坐。聽聞這裡是印地安人的聖湖，當地人深信此處有特別的能量。

課程進行間，當地義工常需下山到胡士托採買用品，甚至幫大家送洗衣服。我雖然耳聞胡士托的聲名，卻因正參加在閉關式課程，加上出入不便，始終未曾造訪該鎮。

原本以為這個課程是一周，豈知一周將屆，才知道仁波切的課要教授三年才圓滿。由於有些人無法繼續上課，第二年變成需各自前往，我於是和兩個法友結伴而行，兩個法友一個稱周哥一個是劉弟。周哥那時在台灣接了一個新成立的藏傳佛教學會的主席，學會指導上師的母親正好就住在KTD山門外公路旁的一座平房，課餘，周哥吆喝了幾個法友，一起前去拜訪上師的母親。

幾個人結伴到上師母親家，老母親身著藏服，在她那不大的客廳，殷殷招待大家喝茶、吃點心，她用英文感謝周哥對她兒子的護持，周哥不擅英文，一逕微笑著，由我在旁權充翻譯。片刻，大家起身告辭，要回寺院繼續上課。老母親堅持當晚要請吃飯以回謝「主席」，同伴們紛紛表示無法陪同晚餐。身為主客的周哥自是不好拒絕，我跟周哥說我也不去晚餐，他瞪著我說「你不去那我怎辦？」因為語言不通。結果當天下午的課結束後，只有我跟他兩人再去敲老母親家的門。

老母親已備妥在等我們，她要我們上車，由家人開著車載我們下山。我忽然意識到好像有機會到胡士托，心裡有點興奮，果不其然，他們將車開到胡士托小鎮上。晚餐時間有點早，她領著我們四處走走。

作夢也沒想過，我竟然來到胡士托。小鎮上多半是一棟棟一或二樓的維多利亞式房子，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普通的美國鄉間小鎮，不同的是這裡有許多禮品店，賣著有「Woodstock」字樣的紀念衫，還有一些和音樂節相關的小飾品，有幾家二手衣店，櫥窗裡展現著各種嬉皮元素的衣物：麂皮流蘇背心、寬喇叭褲，以及帶有波西米亞風的衣服。路上的遊客不多，我留意到有幾家專賣吉他的樂器店。而走在小鎮上，最吸引我的是錯落街頭，各種造型不一的吉他裝置，每個經過設計的吉他裝置藝術，都在喚起人們對「胡士托音樂節」的記憶。

天色暗下，老母親領我們走過一座庭園木橋，橋上繫著風馬旗，原來我們來到她女兒在胡士托鎮上開的藏式餐廳。在胡士托吃藏餐，看似突兀卻又自然，畢竟這裡曾是擁抱過各式各樣的來者，是嬉皮士的夢鄉。

我們在餐廳裡吃到西藏饃饃等菜餚，身邊有人用藏語交談，也有講英文的，片刻有點身在藏區的錯覺。我們要離開時，我在櫃台收銀機旁看到一個小小的桌牌，上面寫著：Love&Peace，當下我明白當年胡士托音樂節的精神一直都在，它甚至曾影響彼時在台灣的我，只是我直到去過胡士托後才明白。

一九六九，我十一歲，已經開始發育成少女，少女的我喜歡中性打扮，也有點男孩子氣，進入中學就讀後，有一天我跟媽媽說，我想要穿像嬉皮一樣的衣服。爸媽素來開明，作風時髦，沒多久，媽媽就買了一件嬉皮風的麂皮流蘇背心給我，流蘇長及膝，一穿上頓時便是嬉皮風上身。不只如此，我還記得媽媽帶我去給裁縫量身製衣時，我總會強調我的喇叭褲要十二吋寬。日後，只要被問及成長環境，我總會以此為例，說明家裡開通的情形：就是我想穿嬉皮裝，媽媽便買了嬉皮流蘇背心給少年的我。

二○一九年秋天，我又去了一趟KTD，那次遇到九十六歲的卡塔仁波切忽然病危，臨時無法授課，且因寺院滿房無法掛單，大家只能住在山下，我則住在金士頓地區的旅館。一天在寺院，叫不到下山的車，認識的義工請一位中年法友麥可載我們回去。我跟熱心的麥可說為感謝他，想請他在胡士托暫停，一同喝個咖啡。我們找到一家庭園咖啡，同車幾位一起坐在戶外小桌，麥可談起他之所以不遠千里從佛羅里達州開車前來KTD，主要是因他曾受過老仁波切祝福的癌妻已過世，他想代妻子回來跟上師道謝。

我聽著他的故事，望向晴朗的天空，瞄過街頭的吉他造型裝置藝術，思緒飄過自己十幾歲時的嬉皮打扮、已逝去的開明父母，以及曾讀過的一段句子：「嬉皮是什麼？總言之，愛與和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