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玉昌

在電影中，導演弱化了歌曲〈內布拉斯加〉的音樂技術細節，強化了父子線與內在恐懼，清楚表明，這不是一部寫給樂迷的製作筆記，而是一則關於創傷，自我認同與逃離命運的故事。



在多數音樂傳記電影熱中於「天賦被看見、巨星被打造」的敘事慣性時，《史普林斯汀：走出虛無》（Springsteen: Deliver Me from Nowhere）則像一種逆流而行的存在。它不急於回答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如何成為」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反而執著地把焦點放在一個並不太討喜、卻更真實的問題上，透析一個已經成功的男人，如何在名聲的空洞裡，避免被自己吞噬。

脆弱求救留給音樂

電影將時間鎖定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河流」（The River）全球巡演結束之後，歌曲〈內布拉斯加〉（Nebraska）誕生之前。這一小段時期，在一般傳奇敘事裡向來只會是註腳，但在導演史考特庫柏（Scott Cooper）眼中，卻成為理解布魯斯人格與創作倫理的關鍵因素。

當布魯斯選擇遠離舞台、離開Ｅ街樂隊（E Street Band），獨自回到新澤西鄉間，用一台四軌卡帶錄音機反覆錄下那些粗糙、低傳真，甚至不適合被發行的歌曲時，影片想傳達的，不是一張專輯的誕生，而是一種自我防衛的姿態。

這種姿態，根植於童年。片中對家暴與父子關係的描寫極其節制，幾乎沒有戲劇化的暴力場面，取用長期的沉默、不穩定的情緒氣壓，如孩子對腳步聲與門響的過度警覺，讓觀眾理解那不是一次創傷，而是整個童年都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父親並未被塑造成簡單的反派，他的暴力與冷漠來自失業、男性尊嚴的崩潰，以及那個時代不允許脆弱被說出口的結構性失敗。於是，父子衝突不僅是私人傷痕，還是階級、時代與男性角色瓦解的縮影。

在這樣背景下，音樂成為出口，不是夢想。布魯斯並非渴望被世界聽見，而是迫切地想離開那棟房子。成年後，對於情感的逃避，他害怕承諾、無法久留於親密關係，藉巡演跟工作把自己填滿。種種行為都可理解為童年陰影下，求生策略的延續，其根本恐懼，是害怕在情感裡失控，把暴力或冷漠複製下去，變成像父親那樣的男人，於是他選擇「不進入」，將誠實、脆弱和求救，全部留給音樂。

這也正是電影與原著及自傳之間，素材選擇最關鍵的差異，傳記對於歌曲〈內布拉斯加〉創作期間的描寫，多偏向心理分析與創作工藝，細究錄音選擇、歌曲結構與美學轉向，而電影則明確將重心移向情感敘事，它弱化了音樂技術細節，強化了父子線與內在恐懼，清楚表明，這不是一部寫給樂迷的製作筆記，而是一則關於創傷，自我認同與逃離命運的故事。

因此，〈內布拉斯加〉被選為整部電影的精神核心，絕非偶然。這首歌做了三件其他歌曲不敢做的事，它「完全拋掉英雄視角」、「拒絕任何情感宣洩」、「讓敘事者看起來像一具被抽空的殼」。這些不是懺悔，也不是控訴，只是冷靜地陳述一個已經失去情感語言的人。導演真正要呈現的，是一個藝術家如何恐懼自己有一天，會變成那樣的「空殼男人」。

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在影像與聲音上，這種恐懼被轉化為一致的美學選擇。低飽和、偏灰的畫面，顆粒感極強的攝影，鏡頭經常停留在背影與側臉，讓空間本身承載情緒。音樂的使用同樣克制，完整歌曲被刻意拆解，只留下示範（demo）、殘響與磁帶雜音，音樂在此不單作表演，也是心理空間，是布魯斯腦中無法停歇的聲音。這種反商業、反煽情的處理，使得音樂與角色的孤獨高度同構。

飾演布魯斯的傑瑞米艾倫懷特（Jeremy Allen White）極其出彩，他不追求模仿，而是呈現一種疲憊、焦躁、內縮的狀態，演活了一個隨時可能被自己擊垮的人。與之形成張力的，是傑瑞米史壯（Jeremy Strong）扮演的經紀人，這個角色不似傳記片中的功能性配角，倒像站在商業與藝術間的緩衝器，他理解一張「沒有單曲、不巡演、不露臉」的專輯，對布魯斯而言不是精於算計，而是心理止血。

全片不製造神話，甚至拒絕討好觀眾。對願意靜下來傾聽的人，是一次成熟而誠實的心理素描，對期待傳奇再現的觀眾，或許會顯得緩慢、封閉和冷淡。但在這個被高度包裝的年代裡，這樣一部低聲說話的片子，何嘗不是一種立場，畢竟〈內布拉斯加〉這首曲子，描繪的是一個失去情感語言的男人，電影聚焦的，就是一個孩子，如何避免重蹈父親那種失敗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