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極右翼在全球崛起，從美國川普重返白宮、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選舉亦多告捷，到日本高市早苗執掌政權，這一場政治版圖的重塑並非偶然，而是深層社會矛盾與集體情緒的集中爆發。

當極右翼從「反對派」轉變為「執政者」，其政策主張的內在矛盾與結構性缺陷也隨之暴露，這場「情緒革命」正面臨現實治理的嚴峻考驗。

極右翼的崛起精準捕捉了民眾對經濟衰退、身分焦慮與體制失望的集體情緒。經濟層面，全球中產階級收縮、通膨失控與收入停滯成為極右翼「本土保護」敘事的溫床，例如川普承諾透過關稅壁壘振興製造業，日本高市早苗則借「危機管理投資」強化本土供應鏈。

身分認同危機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焦慮，歐洲反移民政黨在二○二四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席次翻倍，日本因外勞與遊客激增催生「日本第一」運動，這種「我們vs.他們」的二元對立成為動員底層選民的核心話術。

而極右翼的執政蜜月期往往短暫，其政策在複雜而意見分歧的現實中立即遭遇多重困境：

經濟上，擴張財政與保守治理的悖論加劇債務危機。日本債務／GDP比已達百分之二百四十，高市早苗若延續安倍時代的擴張財政，可能使債務突破百分之二百五十，利率上升將嚴重擠壓政府償債空間。捷克若堅持反綠能政策，將失去歐盟千億級轉型資金，經濟增長率可能降至百分之一以下。

外交上，孤立主義與戰略依賴的衝突引發連鎖反應，川普政府削減對烏克蘭的支持，捷克減少對烏援助可能削弱北約團結，日本若過度依賴美國則可能激化中日矛盾。

社會上，排外政策與人口結構的矛盾加劇勞動力短缺。德國因極右翼崛起導致技術工人流失，日本若限制外勞將無法填補老齡化社會的傭工荒。

這些困境必須相互折衷、調和矛盾才能紓解，但極右翼的執政偏向極端，結果往往不僅造成政策危機，更對民主制度造成深層威脅。

其強人治國模式透過操控媒體、削弱司法獨立、修改選舉規則等手段鞏固權力，例如捷克巴比斯掌控的媒體集團形成輿論壟斷，日本高市早苗的修憲議程可能動搖戰後和平憲法根基。

全球極右翼浪潮正加速「無序的多極化」格局形成。美國戰略收縮成為長期趨勢，其全球領導力明顯下滑；歐洲極右翼上台可能導致歐盟塌縮，嚴重時如前蘇聯一夜倒地；而中國大陸則趁機布局「全球南方」新格局。

二十世紀的歷史教訓表明，極右翼的崛起往往是社會危機的止痛藥而非治癒方案。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催生了法西斯主義，最終帶來全球災難；當前極右翼的「民粹民族主義」本質上是對全球化與技術革命衝擊的反應；但其政策主張無法解決資本壟斷、技術失業、氣候變化等結構性問題。

面對這一場政治變局，各國需在開放與保護、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找新平衡：

極右翼的得天下易，因為揭示了現有體制的深層缺陷；而治國則難，因為真正的解決方案不在情緒宣洩中，而在理性改革與制度創新裡。

這是一場關乎自由與保護、開放與封閉、多元與威權的終極抉擇，其結果將深刻影響這些國家的走向，決定人類社會能否在動盪中走向新的平衡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