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慶曆四年（一○四四）四月的某一天，宋仁宗對身邊的大臣們說：「自古以來小人往往結成朋黨，君子之人也有朋黨嗎？」

范仲淹回答：「我在西北邊疆的時候，看到喜歡打仗的人結為一黨，而那些害怕打仗的人也結為一黨。在朝廷裡，代表邪惡與正義的人也是這樣結成黨派，只有聖明的君主能夠明察。如果結為朋黨做的是好事，那對國家來說，又有什麼傷害呢？」（畢沅《續資治通鑒‧宋史》）

宋仁宗之所以就朋黨問題向臣子們發問，無疑是他敏感地意識到了，在他身邊的大臣們已經形成了政治小團體。那時候，朝廷中以宰相呂夷簡為代表的舊黨，與以歐陽修、韓琦為代表的新黨，既因為權力，也因為不同的治國理念，經常發生衝突與鬥爭，讓宋仁宗感受到了壓力。

就政治上來說，范仲淹應該歸在新黨之列。

在他看來，朋黨的存在是客觀現實，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就朋黨來說，又是有正邪之分的。屬於「雅正」的朋黨，與屬於「邪僻」的朋黨，區別在於：他們是因為什麼而聚攏在一起。前者無疑是為了朝廷或者說國家的利益，而後者則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也因此，作為國君，對於國家無害的、屬於「雅正」的朋黨，應該予以寬容；但對於「邪僻」的朋黨，則應保持距離乃至鏟除。

當然，范仲淹毫無疑問把自己歸在屬於「雅正」的君子黨之列。

針對朋黨問題，新黨代表人物之一的歐陽修，後來還寫了一篇〈朋黨論〉上呈宋仁宗。

其大意是說，他認為小人沒有朋友，只有君子才會有朋友。因為小人喜好的僅僅是利祿，所貪求的是財貨。當存在共同利益的時候，他們會暫時結成朋黨，一旦利益完結了，彼此就會疏遠。

君子則不同，他們謹守的是道義，所奉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他們為了國家可以同心共濟，始終如一。因此作為君王，如果能斥退小人結成的朋黨，充分任用君子所結成的朋黨，那麼，天下就會大治。

無論范仲淹還是歐陽修，他們不僅肯定朋黨確實存在，並且同樣指出了屬於「雅正」或者說「君子」的朋黨，對於國家治理的積極意義。而他們的言外之意，毫無疑問是希望宋仁宗明察秋毫，堅定支持本身所屬的朋黨──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政治小團體。

然而他們卻不知道，對於宋仁宗來說，無論哪種性質的朋黨都讓他深惡痛絕。

為什麼？顯而易見的是，無論哪一個皇帝都會擔心朋黨坐大，進而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哪怕范仲淹與歐陽修一再表明自己對宋仁宗的赤膽忠心，最後還是難逃被貶出京的下場。

所以，儘管范仲淹認為黨爭「於國家何害也」，但因為它對「國君」卻是有害的，所以哪怕他標榜自己是「君子黨」，還是難為宋仁宗所容。

這個結果，其實是由封建社會的特點所決定的。而在現代政治中，「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陳獨秀〈國民黨四字經〉），才是人們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