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趙東輝、劉翔霄

陶寺遺址是迄今黃河流域發現的最大史前遺址之一，現存面積約400萬平方公尺。考古發現多種植物集中起來的種子化石，說明當時這裡土壤肥沃、四季分明、五穀豐登，有利於人類生存和人口繁衍。



初春的暖陽，如同輕紗般灑落在晉南的黃土地上。遠遠望去，襄汾縣陶寺鄉一片層層疊疊的農田裡，一座規模空前的城郭遺址若隱若現，這裡是陶寺遺址。它與浙江良渚、陝西石峁和河南二里頭一起，並列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處都邑性遺址。

它的存在表明，早在四千三百年前，華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繁盛而且較為成熟的早期文明形態。從氣勢恢宏的土木工程技術到觀天授時的「國家工程」，從神祕未解的朱書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禮制體系，陶寺猶如一處塵封的時光印記，映照著文明起源的時空版圖。

開時間空間之混沌

天光朦朧，在觀象台的一根根夯土柱間投下暗影重重。當清晨第一縷陽光越過遠處的崇山，幾位早已等候多時的陶寺先民站在特定的觀測點，觀察日出、記錄位置、加以標記，迎接一個時節的到來。

在陶寺遺址博物館，現代科技模仿復原出陶寺先民觀天測象的一幕。

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古觀象台」被發掘時，只剩下十三塊呈半圓形排列的夯土基址遺跡。它們「牆不像牆，路不是路」，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員、時任考古領隊何努的注意。經過兩年多的反覆求證、模擬觀測，考古專家和天文學家初步證實，陶寺遺址「古觀象台」由十三根夯土柱、特定的觀測點和三層夯土台基三部分組成，總面積一千七百四十平方公尺。

「通過夯土柱間十二道縫隙觀測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軌跡，陶寺先民可精準畫分二十個節令，是傳統二十四節氣的主要源頭。」何努說，陶寺古觀象台的發現，表明當時的陶寺君王已經能夠制定曆法、安排農耕、頒行天下。

出於狩獵、採摘和農作的生存需要，遠古人類很重視對太陽的觀測。天文觀測設施在古代建築和城市遺存中比較普遍，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廟、故宮的太和殿等都有類似設計。「陶寺古觀象台並非隨意建造，而是建立在精心的選址和朝向測量基礎之上的。」副研究員黎耕說，這正是陶寺先民「逐日而居」的寫照。

人們在原址處復建了這個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觀象台。經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愛好者尋訪至此，搭起帳篷、觀察拍攝，沉浸式體驗先民們追光逐影的創舉，感受經天緯地的文明初象。

如果說，陶寺遺址觀象台說明先民們在那時已經有了「大時間」的概念。那麼，陶寺中期王墓中「沙漏」的出土，則說明先民們也已經有了「小時間」的概念。

考古人員進行復原實驗後發現，形似沙漏的陶寺文物與我們今天的一天二十四小時計時相差很小。這一發現補全了陶寺的計時體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時的完整計時系統。

在陶寺，還初步形成了流傳後世的度量空間、長度的標準。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黑、綠、紅三色相間的「圭尺」，出土時已有殘損，考古專家和天文學者推測其全長應在一點七至一點八公尺之間。在夏至、春分和秋分，日影長度會顯示在圭尺上不同的顏色條帶。對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當時的陶寺先民已經有了「地中」觀念，認為自己所在就是天下之「中」。

考古還發現，陶寺社會已使用「肘尺」的測量方法，三肘的長度加起來約等於今天的零點七五公尺。學者推斷，流傳後世的「寸」可能與「肘尺」存有淵源關係。如果盤古開天闢地只是一個神話傳說，那麼在陶寺遺址，我們則看到了先民畫時間、定長度、劈空間的具體操作。

農耕文明的孕育

榖雨時節，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清香，霧氣在大地上升騰。腰間捆紮著秧苗的陶寺先民，熟練地播下一年的希望。「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也許，先民從那個時期就創造了口口相傳的《詩經》，一直流傳到現在。

作物的種植與節氣密切相關。可以想見，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觀象台，早期的農耕文明便在這裡日漸孕育成長。

「觀象台反映的是當時先進的『科技文明』，是最早的『天地人合一』，也是最早的『問天系統』。」陶寺遺址第五任考古領隊高江濤說。某種程度上，它也是農業生產的「剛需」，依據觀象而誕生的農時畫分，可以很好地指導陶寺先民應時而作，開展集中種植。

陶寺出土的稻穀、倉儲區表明，這一時期，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作物馴化」。人們能夠從大自然中選擇作物，並摸索出一套基本節令，據此對集中種植作物進行安排，也能夠形成一定的糧食儲備。而剩餘糧食的產生，促進了進一步的社會分工和手工業的發展，從而為當時的文化發展創造了條件。



4000年前的聚集力動員力

經過綿延數千年的風雨侵蝕和人類生產生活的破壞，陶寺遺址的地貌已經發生了改變，廢棄的城牆、宮城等早已面目全非。要想從一片荒垣斷壁和支離破碎的遺物遺跡中讓歷史「重現」，談何容易。

古城牆和宮殿遺址的相繼發現，讓這一切有了眉目。

「尋找城牆的工作持續了三年。」考古研究所特級技師馮九生回憶。在遺址北部，考古人員循著破碎的夯土遺跡，終於發現了古城牆的蹤影。城牆由夯土夯砸而成，部分地段已遭毀壞，但連接起來能夠圍成一個「圈」，形成了一個圓角長方的形狀。

古城牆的發現，使古城規模進一步得到了確認：這是一座巨無霸式的城池，被城牆合圍的區域面積超過了二百八十萬平方公尺，興建與使用的主體年代距今約四千一百年至四千年。考古人員根據夯土遺跡推算得出，城牆底寬最寬處約十公尺，高約八公尺，曾歷經數次大規模擴建。

強大組織和動員力

這座大城清晰呈現出「宮城—郭城」的分野，城址分為內、外兩城，功能分區、等級秩序和空間格局分明有序：從一九七八年首次發掘至今，陶寺遺址陸續發掘出城牆、宮殿區、宮室類夯土建築、大型墓地、統一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大型倉儲區和平民區等，功能十分完備。

「一系列考古地點的發現，為今人勾勒出陶寺先民充滿智慧和理想的營建，成為文明早期都城制度初創時的空間樣本。」陶寺考古遺址公園規畫師、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璐說。

在這座大城內，又發現了一座面積近十三萬平方公尺的宮城。宮城由寬度大於大城城牆的城牆圍繞著，且有形制特殊、結構複雜、防禦色彩濃厚、史前罕見的城門址。「陶寺宮城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明確帶有圍垣的最早宮城，並使陶寺『城郭之制』完備，成為中國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內涵的重要源頭。」高江濤說，宮城內有大量殘留的宮殿建築基址，其中一處宮殿建築僅柱網結構就有五百四十平方公尺。

這些細節證明，古代都城規畫理念在陶寺時期已具雛形。

陶寺大城的發現，在考古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四千多年前，能夠修建這麼大一座城池，意味著陶寺聚集著數量眾多的人群，也已經擁有了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陶寺文化的實力可窺一斑。」高江濤說。

建築理念延續至明清

沿襲數千年的中國古代建築特點，在陶寺也已經初見端倪。

考古發掘和研究表明，陶寺宮殿的建築布局與後世都城制度有一定的傳承關係。遺址的主體建築居於核心區域，這種建築理念一直延續到明清故宮。類似「東廚」的房址位於宮城主殿東側，後世「東廚」的宮室制度疑由此開創而來。宮城外的倉儲區發現了大量的大型灰坑，採用環形坡道上下，這與二千五百年之後隋唐時期的窖穴十分相似。陶寺宮城南牆上的「闕樓」式建築，也與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大體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