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最出鋒頭的時候，還是在五四運動前後，創辦了「新潮社」，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刊行《新潮》月刊，雖說該刊發行至第三卷第二號終止。當時他和羅家倫負責編輯，他那時還經常在《新潮》上發表了不少的論著和一些新詩。他的新詩分量雖然不多，可是卻曾轟動一時，甚至日本的報章雜誌，如大阪《每日新聞》和《中央公論》等，都先後鄭重地譯介了給日本讀者。其中有一首詩，叫做〈老頭子和小孩子〉的，曾刊在《新潮》第一卷第三期上，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看來，還覺得頗有意思。這首詩讓人彷彿身歷其境：

三月的雨，
接著一日的晴，
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煙兒濛濛騰騰，
遠遠樹上的「知了」聲，
近旁草底的「蛐蛐」聲，
溪邊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葉上的風聲霹靂，霹靂，
一組天然的音樂，
到人身上化成一陣淺涼。

野草兒的香，
野花兒的香，
水兒的香，
團團的鑽進鼻子，
 頗覺得此身在空中蕩漾。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裡，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
立在河岸堤上。
彷彿這世界是他倆的一樣。

我跟他以後有機緣時常接觸，才懂得了他別開生面的治學方法。他的國學，很有淵源，無論中西文化，總愛探究窮源，常把科學方法同冶一爐。不了解他的人，說他恃才傲物，我卻覺得他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者，而且天真得很，對於義之所在，往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誠如《史記》上說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無論在朝在野，在現代人物當中，他可說是一介諤諤之士。可惜我在一九二七年秋離開之後，就沒有機會再向他執經問難，一親謦頦了，但他在中山大學的歲月，卻使我永留不滅的印象。

抗戰勝利後，朝野都給勝利沖昏了腦袋的當兒，他卻眾醉獨醒地常常在《世紀評論》上撰論，大聲疾呼。那時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洋洋灑灑義正詞嚴地指責當年炙手可熱的行政院長宋子文。他以布衣而笑傲王侯，真可以說是在朝者的一個傲骨棱棱的諍友。

一九四八年傅斯年先生接長台灣大學校長，卻於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腦充血逝於省參議會大禮堂上。當天他正列席答覆有關校政質詢，在首長席上昏厥，識與不識無不哀思。（下）
（廣西師範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