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萊儂・科貝特 譯／楊娟、曲海濤

我們的文化傾向於認為痛苦沒有價值，痛苦是病理的結果，要盡量避免痛苦。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痛苦是人格成長和轉化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接受兒童期的人格發展必須經歷挫折和失落，孩子可以因此學會處理他或她在日後生活中將要面臨的挑戰。到了成年期，人格相對穩定之後，強烈的痛苦可能導致進一步的轉化，但心理治療師不能以此為由就忽略當前所面臨的問題。

和飽受痛苦的人一起工作時，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即使相信一個人的痛苦最終會對他的成長有幫助，也不能用「這對你有好處」的態度來看待痛苦，在治療情境中，這是自詡高人一等且毫無同理心的回應。另一個風險是，這種態度暗示著心理治療師只鼓勵堅忍。

痛苦常常把我們的內在世界和外在生活顛倒失序，迫使我們重組人格、信念和價值觀。痛苦有時會激發防禦機制，比如否認；如果痛苦夠強烈，也可能直接擊潰防禦。當我們感到痛苦時，就好像生活的規律發生了變化。我們可能覺得那些曾經依賴的東西，從曾經信仰的宗教到生活很公平的信念，再到對生命的掌控，通通背叛或拋棄了我們。

從所有這些方面來看，痛苦的確可以擴展我們對現實的認知，使自我更加「相對化」（relativize），也就是說，自我有意識地認識到現實是超越個人維度的。就像《約伯記》中所說，一個新的上帝意象也可能強加於受苦之人。痛苦所帶來的新認知催生了謙遜，一種自我侷限的感覺。

痛苦抑制自戀，卻也促使新的心理結構形成，新的自我認同隨之而來。面對痛苦是需要勇氣的，儘管失去流動性和舒適，受苦之人必須決定放棄生活還是繼續生活，他或她必須在未來不確定的情況下努力展望未來、保持自尊，培養與疾病共存的耐心。受苦之人也許會允許必要的轉化發生，也可能拒絕轉化發生。

接受促積極轉化

我們個人的痛苦往往是文化問題的映射，如種族主義或恐同等。即便如此，探索個人的反應仍然是很重要的，同時這也可能增加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像《約伯記》中的約伯一樣，堅定自己的立場，不被現有的集體態度所持挾。徹底地接受自己的處境會促進積極轉化。

某些極端情況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杜爾克海姆（von Durckheim）注意到了士兵、集中營囚犯和難民等人的靈性轉化，這讓他們能夠接受自己可能很快死去的事實。他指出，認識死亡無可避免，例如空襲或嚴重疾病；死亡可能會徹底擊潰內在防禦，以至於我們反而可以完全接受死亡：「……然後我們會突然平靜下來，立刻忘記曾經的恐懼，我們堅信，在我們心中有些東西是死亡和毀滅無法碰觸的……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的來源和用途，只知道我們正站在裡面，我們被完全地包覆著」。

所有人都會經歷這樣或那樣的痛苦，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對痛苦的反應。這樣的痛苦所帶來的變化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比如感覺到不公平正在發生、可能只會帶來鬱積的怨恨，也可能催生民權運動。也就是說，痛苦可能是養分，也可能是毒藥。痛苦可以激發想像力，對重要的創造性產品來說可能是必要條件，或是成為成就感和滿足感的源泉。沒有痛苦的挑戰，就沒有奮鬥。許多偉大的藝術作品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並且蘊含了巨大的痛苦。

（摘自《受苦的靈魂：從深度心理學看痛苦的經驗與轉化》，心靈工坊出版）

作者簡介
萊儂・科貝特（Lionel Corbett）
在英國接受醫學訓練，為個人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和榮格分析師，亦為美國加州帕西菲卡研究學院（Pacifica Graduate Institute）深度心理學教授。主要專業興趣為心靈的宗教功能、榮格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結合，以及心理治療進展如何能是一種靈性操練過程。著有眾多專業論文和七本書；也是四卷論文集包括《心靈的故事》（Psyche’s Stories）、《深度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等的合編者。圖／123RF